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钟摆现象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改革呈现出种种钟摆现象:从部门间碎片化到整体协作,从分权到集权,从放松管制到重新管制,从私营化和外包化到重新政府化、逆私营化,从管理主义到宪政主义、从效率到公共价值,从科层制到网络组织等.政府改革中的各种平衡关系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总是在两个极点之间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公共行政中一些对立的元素或理论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一方无法完全否定和取代对方,双方总是在像压跷跷板一样,此起彼伏,交替上升.     

"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制度探析

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特色,重点分析省宪制度设计与创新之处.其中省政体制度特色表现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主要内容有行政权力的双首长制、行政与立法关系失衡、司法权力增强、直接民主制的广泛采用.而在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时,省宪则凸显地方合理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特点.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审视

本文提出了关于行政集权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路,论证了威尔逊“行政集权”思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对大众的论说和威尔逊的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辨析,进一步阐释了行政集权思想的正向维度,以及行政集权对中国行政组织重构、行政权力重置的启示。     

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

如何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本文认为要根据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功能以及价值追求来划分权力边界.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继续沿用单一制国家结构、维护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在此前提下,涉及全社会性的政策与法律的行政执行权和法律执行权,适宜采取垂直管理的集权体制,以达到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涉及处理地方事务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力,适宜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但构筑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系统体制,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共同关键点.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千年难题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问题.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最高长官集军、政、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衡为基本特征;集权极易导致分裂和战乱,分权极易导致政府软弱无力.二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二级是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三级则是现实所需.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就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     

中国式分权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治理

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对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同时这种权力又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控制,体现着一种垂直方向的强有力的控制.它与西方的分权制度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激励结构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自洽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在此视角内探讨了导致中国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给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的宪政思想探源——"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主权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红色革命政权"时起,就受到了"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直接影响,也开启了探索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与实践.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存于苏维埃政权之内的特殊国情,创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政制,后来演变为"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它发挥了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政治作用.由于一党制条件下缺乏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苏俄国家政治生活中曾反复出现"党""国"不分、"以党治国"等严重后果.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经执政就开始了分权制衡一国之内最高政治统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试图对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展开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并集中体现于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中,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泛起而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独立自主地展开一党制条件下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它是列宁提出的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宪政思想的继续与发展,并对当下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冲突治理的行政权运行机制重塑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机制遗留下的诸如法律依据残缺、定位不清、权力配置不科学、程序性机制缺失等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运行依然时常越过红线,成为触发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也即采用集权——分权模式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通过权力集中下的控权,规范行政权的运行,进而抑制社会冲突的发生。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职责划分情况及其启示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曾以高度集权而闻名于世.1982年法国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行政职责分工细致、具体、明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完善了国家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借鉴法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论死刑案件的权力配置

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而西方采取的则是"分权式"死刑控制模式。"集权式"死刑控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我国在死刑控制方面应适当分权,调整现有的权力配置格局,并据此重新分配司法资源。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嬗变

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积极推进行政改革,使行政改革伴随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每次行政改革都有特定的背景和明确具体的目标：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同步,行政改革也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并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方向发展。期间,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在演化与调整．可以概括为从效率为主导向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从政府集权向社会分权的转变、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从适应政策调整到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的转变,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价值理性回归。     

从有限王权到无限王权:中国诞生的政治学进程

中国诞生的过程是一个权力从分散趋于集中、从有限趋于无限的过程,是原始民主在中国不断走向死亡、集权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原始民主或有限权力制度与中国农业的技术化时代相联系,集权或帝国制度则与中国农业的伦理化时代相关联。技术越是落后,原始民主制度或分权现象越是显著;随着技术化时代的没落与伦理化时代的到来,权力的集中或集权化趋势也愈是明显。因此,民主(权力的分散与有限性)与集权(权力的集中与"无限性")不仅是相对的,而且都是解决特定社会历史问题的手段与工具。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都更多地与人口生产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形式相关联。农业技术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直接借用人口生产的族群组织形式来实现,但它在价值观上以追求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为目标。伦理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强调用宗族或家庭生活的伦理观念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因而更自觉地表现出对善与正义的追求。     

美国分权体制的确立及其演变

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在强化联邦政府权力的同时,为防止行政或立法部门权力专横而导致暴政,又实行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部门分权与互相制衡的体制。随着社会的变迁,美国分权体制不断发生演化,大致经历了权力相对平衡、国会居权力主导地位和总统居权力主导地位三个时期。分权体制对防止专制暴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应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美国法治制度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原则和体制与其同声相应,相辅相成,并且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     

现代西方行政领导体制的特征及其启示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政府行政领导体制均出现了某些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变化:从初级集权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研究西方政府行政领导体制的新变化,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建构既适应现代化一般要求又适应中国国情特殊需要的现代政府行政领导体制,提高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和外部治理效能,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