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社区矫正中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及防范

“购买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组织化的参与径路。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对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意义在于：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将社区矫正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相分离，使矫正机构可以真正成为服务质量的监督者和负责人；推动全国社区矫正服务标准化；促进社区矫正平衡发展问题的解决。当然，购买社区矫正服务也存在腐败、过度市场化、供给匮乏和监督不力等风险，应当通过制度进行防范。为此应当对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为社区矫正服务的“市场化”划定界限，构建矫正机构固有核心职能的“负面清单”制度，积极弥补“市场化”缺陷。     

农业组织化实践中的制度秩序与农民行为——基于烤烟收购过程的分析

农业的组织化及其秩序是农业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通过对烟草农业这一高度组织化的农业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农产品收购是实现农业组织化的关键,对生产过程进行契约化的合同管理、对农产品进行标准化的分级定价以及对集中收购进行程序化的预约控制,在制度层面上呈现了农业的组织化秩序。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自然特征和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使得组织化秩序存在必然的内在张力,从而形成“秩序的间隙”。正因为这些“间隙”在被默许的违规行为中得以弥合,农业组织化的制度秩序才更加具有韧性,农业组织化的目标才真正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农业组织化有着极其复杂的实践逻辑,不仅在于特定作物条件下的制度秩序,更在于具体情境中的农民行为及其社会文化意涵,这是农业组织化的社会基础。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权利意识的西方经验模式为破解我国变迁社会农民工权利意识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由于中西方组织环境的巨大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化进程。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化怎样影响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提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应对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何种要求?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社会再组织化:城市居委会新功能探析

城市居委会在承担社会再组织化任务时具备其优势,同时也遇到挑战。城市居委会制度自建立以来即被赋予了社会组织化的责任,并且这一责任在其后的系列政策文件中得到重申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委会在社会再组织化中的功能一直受到重视。法团主义理论为城市居委会担当社会再组织化的重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居委会完备的组织体系为发挥社会再组织化功能提供了现实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城市居委会应当在社区的社会再组织化中担当枢纽角色,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城市老小区居民自治及其小区组织化——对X小区安全自治实践及其社区治理基础的思考

小区是社区的基础,小区组织化是小区自治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小区组织化与社区组织化存在着差异。X小区十年间三次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开展市场化运作,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获得了成功。考察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于小区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及运行状况是否良好。通过组织化,把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纳入组织体系,在组织化过程中让居民接受社区建设教育,逐步形成社区建设的新文化、新传统,才是社区建设的通途。实践和研究发现：小区组织力量是发现、培育和积累的过程,小区组织化需要相应的社区治理理念建设,小区组织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小区组织化发展要抓住时机和注重策略。     

健全组织：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改革开放后,建立在低组织化程度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公共参与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问题,而农村税费和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把低组织化程度和低水平问题凸显出来,使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发展陷入困境,这集中反映了村民组织建设的滞后和不适应。提高组织化程度,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加强村级组织,使之依法定位、转变角色、切实承担起组织领导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职责;必须发展民间组织,使之成为联接村级组织和广大村民的载体和纽带;必须利用精英力量,使之领办、牵头、负责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必须健全组织网络,实现组织上无缝对接、人员上全面覆盖、资源上力量整合、格局上形成网络、运行上协调配合,为农村社区治理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关于淄博市农业组织化问题的调查研究

淄博市高度重视提高农业组织化工作,多措并举扶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全市农合组织合作体系不断健全、层次不断提高、服务保障功能不断增强。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全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暴露出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积极性有差异、综合服务体系不健全以及制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依然存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通过加强工作领导、加大政策扶持、强化舆论引导依靠发展实绩吸引更多农户、健全完善乡村社区综合服务体系、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从整体上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分析 ,指出了现行农村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重新构建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农村教育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现代农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作为＂人＂的基础,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农村、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新型农民的培养应重视农村教育,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尽快地转化为人力资源,不断深入实施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的战略。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