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公平之思 正义之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公平正义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迫切呼唤的价值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背景下,2011年11月19-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和《学术月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解读

2015年正式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首次明确了环境法基本原则,体现了形式法治的要求,释放出环境法要以基本原则规范为中心来构建和发展基本原则解释体系的信号.环境正义理论体现实质法治的要求,虽源起美国,但中国也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交织的环境正义问题.新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四项原则的内涵与环境正义理论存在着深度契合.以“环境正义”为视域思考环境法基本原则,在丰富、深化环境法基本原则解释的同时,也为环境正义法律化提供路径思考,促成环境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早期的正义观探析

对于生活在现世的人来说,正义具有恒久的价值。公正、平等及人的自由发展是正义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早期对正义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初步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点。正是通过对正义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其早期所提出的人的解放的目标是马克思正义观乃至其毕生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     

语境中的“正义”——论柏拉图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柏拉图的正义观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邦本位,即柏拉图的“正义”始终是围绕是否有利于城邦的存在和实现城邦的“善”而展开的;二是贵族立场,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哲学家统治城邦,才能实现城邦的善;三是唯心主义。柏拉图正义观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他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试论冲突规范的价值取向——行走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

传统的冲突规范注重连结点的确定性、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见性,追求"形式正义",但这种只注重"立法管辖权"的传统冲突规范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需要;现代冲突规范通过运用灵活、开放的连结点等方式追求"实质正义",但在"国际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正义并非仅指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合法保护,且"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应协调统一。     

正义生活的原初关系——基于“正义”概念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考察

正义涉及的是对一切具体制度中人与人之间原初关系的构想,对它的讨论源远流长。本文力图通过双重区分——古典形态的正义构想和现代形态的正义构想、现代主体性的正义构想和现代交互主体性的正义构想,以此来确定黑格尔法哲学在诸正义理论中的地位。     

数字资本的“智能”统御与主体复归——基于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客观世界、重塑个体生活的强大力量。因凭对“智能”技术的隐秘操纵,数字资本崛起并将人工智能塑造成符合资本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不当设计及资本应用导致了主体生产的遮蔽、真实交往的缺位、本真需求的异化。安德鲁·芬伯格以“技术代码”解构了技术的本质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揭露了技术设计领域的沉疴,并提出关照公众利益、以技术民主实现主体复归的变革进路。文章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指出应及时规制资本权力对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持续向善,才能破除“智能”统御,在更高层级实现主体复归。     

另一种“法的正义”——民间报应正义的法理分析

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诅咒现象,我们发现内藏在纠纷中而独立于利益之外的报应系统,称之为民间报应正义。民间报应正义既是一种社会观念,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它主要包括善的报应和恶的报应,这些因素既是报应正义诱因,又是报应正义的主要类型。民间报应正义与法律报应正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分属不同的秩序系统。法治应对民间报应正义高度重视,辩证对待。     

“信任”理念的嬗变——休谟、马克思、吉登斯的信任谱系

信任理念历经嬗变由传统信任走向现代信任。早在启蒙时代,休谟就以“社会化理性”为基础规划出基于“符号系统”的传统信任模型;马克思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批判中揭示出现代性背景下传统信任理念的失败;吉登斯为重建社会信任,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基础上,以现象学方法重构现代意义上以符号系统为中介的现代信任理念。于是,从休谟到马克思再到吉登斯就在哲学意义上展现了一部信任理念的发展史。     

风险社会视域下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分析视角

从伦理学意义上说,风险伦理与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具有较为紧密的内在关联性。罗尔斯"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理论主要蕴含在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之中,而"正当对善或好具有优先性"贯穿于罗尔斯正义论的始末。在罗尔斯的"惠及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理论的启示下,我们亟需建立各种利益——风险责任对应追究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管理,"惠及当代中国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风险分配何以公正？——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哲学审思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有必要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风险分配正义由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价值理念、基本原则等内容系统性构成。人的有限理性和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所有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处于极端风险中的人们还会加剧和扩散风险,这是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对人的生命权和自由平等权的保障,以及对人因拥有不同的禀赋和不同的条件所具有的不同抗拒风险能力的维护,使得风险分配必须坚持“不平等的平等”理念。根据该理念,风险分配正义应该坚持对称性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风险分配与生产风险的责任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获取风险的收益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称原则。     

“矫正的正义”与“正义的矫正”——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于2012年10月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引起了法学界不小的关注。然而,作为国家赔偿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刑事司法赔偿领域之完善与细化目标未能实现。针对当下赔偿法领域存在的不足和空缺,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指导与需求,从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认定、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归责原则、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不足以及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之完善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和展开,以促进对"矫正正义"的"正义矫正"。     

“正义”对“制度”的介入与规制——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难题

确认"劳动者"利益本位基础上优良的制度和"为我的"关系全面性意义上实践的社会正义观,马克思向我们贡献了人类历史上唯一具有合理形态的最高位阶的价值理念。其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所身怀着的一种神圣使命、高远境界和公共性情怀。尽管就这种新质的正义观念模型之思想史意义上的智识性贡献和学理性新启示之影响力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在正义问题上,马克思的卓越眼界和过人学识,无疑已远远越出了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性局限和狭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边界。马克思的努力指向一个更为根本、更为实质性的问题:面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由资产阶级制度继续扩大的普遍的制度性非公正,重要的不是对真正的正义"是什么"的抽象思辨,而是基于革命性改变意义上的"怎么做"?而这涉及新的社会正义观念的合法性体与恰当性主题、合理的规范性理据与实现路径,以及评判标准的设定问题。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著作权视域下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

深度合成算法技术由于其趣味性与便捷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集中应用于社交媒体、影视娱乐等领域。然而，深度合成算法技术激发用户创新内容的同时，在著作权领域也引发了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通过梳理分析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将深度合成物纳入“作品”的范畴、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判定对原作品的“深度合成行为”以及现行著作权法难以协调深度合成“作品”与原作品的保护边界这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著作权法规制路径，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深度合成算法技术应用的平衡发展。     

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