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论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性优化

村党组织的领导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应对农村领导力不足、村“两委”职责行使不协调等乡村治理难题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应当坚持遵循国家法律制度，依照法定程序，不能简单以行政命令方式妨碍村民自治。在“一肩挑”下，并不意味着村党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在职责方面的简单混同，在乡村治理具体事务中也应当明晰界限。针对“一肩挑”之下二者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应当区分违纪和违法，给予相应的惩处，发挥法治保障功能，维护法治权威。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进路——基于NVivo11的质性分析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正逐步上升为党和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以扎根理论为基本方法,以NVivo11为分析工具,对30篇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期刊文献进行了质性研究,提炼并分析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三大核心内容——历史演进、实施影响、发展困境。研究发现,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经历了初始探索、倡导实施、整体推进阶段后,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改善了村庄治理,但也引发了潜在风险,目前仍面临制度逻辑尚未理清、人才队伍仍较薄弱、村庄基础差异较大三大发展困境。加强顶层设计、织密监督网络、内培外引并举、改进推广方式,应成为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改革进路。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视角下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维度及其实践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有力制度安排,能够对村庄组织、利益、价值进行有效整合,继而推进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在组织层面,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纵横向治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转起来,为村域治理共同体构筑坚实组织基础;其次,在利益层面,能够将民主协商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在利益诉求收集、协商和落实的过程中,提供公共利益基础;最后,在价值层面,可将宣传教育与行动示范等举措与村级日常治理予以深度融合,不断凝聚各主体对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体意识,铸牢价值基础。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深度耦合机制,以期实现乡村善治及其全面振兴。     

村支书“一肩挑”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制度优化

新时代,全面推行村支书“一肩挑”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一肩挑”过程中各地结合实际,开创不同的“一肩挑”治理模式,加强了党的领导,化解了“两委”间的矛盾冲突,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联系,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的治理效能。同时,“一肩挑”也存在党的政策与现行村委会组织法之间的张力、退出人员因利益受损易引发矛盾冲突、村庄中党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足、“一肩挑”村支书权力集中监督难等问题。为保证“一肩挑”顺利实施,必须化解“一肩挑”政策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张力,妥善安置退出人员,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构建权力制约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后精英政治”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基于万载县布成村的调查分析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由于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民主机制不健全、乡村干部待遇不高等原因,乡村精英日渐远离乡村政治。这种"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存在着许多风险和困境,既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民主的推行,还使得国家政策在乡村的传达和执行面临阻碍,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治理学视域下的乡村“厕所革命”

新时代推进我国乡村“厕所革命”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当前,我国乡村“厕所革命”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上热中温下冷”、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等诸多难题,只有深化认识和转变观念,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情、突出重点、创新方法,积极构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强化基层治理、文化治理和法律治理,才能更好地推进“生态宜居”等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基层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一方面关系着国家的安稳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关系基层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因此,创新基层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才能有力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擘画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生动实践,为创新基层治理注入了柔性活力。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山西省翼城县村务公开 “难点村”治理工作探讨

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效途径。＂难点村＂治理是为村务公开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山西省翼城县为例,结合＂难点村＂治理工作,分析了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数字赋能如何促进乡村自主治理?——基于“映山红”计划的案例分析

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字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成为新趋向。文章运用案例分析法,构建“数字赋能-自主治理”解释性分析框架,探究“映山红”数字治理变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可推广之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从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统筹协调三个维度赋能,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外源动力;外源动力促进村民参与权、决策权、知情权与评议权的增强,形成内源动力;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融合催生互动-信任-互惠的社会资本,形成混合动力;三重动力共同作用破解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形成以制度的有效供给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从而实现数字赋能促进乡村自主治理。数字赋能乡村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识别主要问题,实现精准赋能;强化主体能力,实现个体赋能;契合地域特色,实现“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