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污染物排放许可单行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协调——以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为例

行政许可法生效后,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受到单行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双重制约,因此有必要协调单行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关系。除了可以成为特别规定的外,单行法的规定应当依照行政许可法作出修改和完善。依照行政许可法,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单行法需要在许可实施事项、排污总量控制指标初始分配、排污总量控制指标转让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探讨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主要以排污总量控制为目的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既缺乏立法的规范与支撑,又与其他制度之间存有冲突之处,未能满足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的需要,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加强排污许可证立法,完善污染物排放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快制定排污许可证条例,就排污许可事项做出全面规定,以保证排污许可证制度的依法施行。     

对超标超量排污加倍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法律省思

2015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对超标排放污染物和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加倍征收环境保护税。但这种对超标、超量排污加倍征税模式不具有法律上的可税性：一是它混淆了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的概念,将违反环保法规定之义务所应承担的不良法律后果规定在税法的义务性条款中,与立法技术不符,不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二是它违反税收公平原则,且导致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与其他环境保护法律、行政处罚法律的相互矛盾和冲突,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应取消《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中对违法行为实行惩罚性征税的规定,代之以在环境保护单行法律中具体规定超标、超量排污的罚款处罚幅度,以使法律体系协调统一,真正实现公平、效率的财政税制目标。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排污许可设定法律审视及转向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被纳入立法计划的现实语境下,有必要对我国的排污许可设定进行法律审视。排污许可设定需顺应法律与政策精神,与设定原则和范围相符,并区分创设与规定,排污许可事项设定的法定依据应当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不宜设定排污许可,应严格规范省级政府规章设定排污许可。我国设定排污许可事项的实然方式为法律、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央地排污许可设定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及许可证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全面规范排污许可设定制度,依托《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完善排污许可设定与规定,规范地方排污许可设定制度,强化排污许可设定程序执行与监督,并优化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与监督机制。      

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立法协同与规范共治结构研究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建立的基本价值诉求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公平正义,体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污染者担责"的环境法治原则.我国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已经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侧重于过程治理阶段,从全周期治理结构的连续性上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协同性较差.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不仅应当从环境质量管理、流域区域纳污监管规则等方面着手,而且应当有效地解决现有环境法规范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其他环境法律规范相互协同,进而夯实《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在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实现环境法律规范共治的规制效果.     

排污权交易若干问题之思考——以水污染为视角

排污权交易制度不明确或回避排污权财产权属性与排污者和政府博弈有关,也涉及各国环境权益.可量化的环境权益构成排污权交易对象,这种环境权益既有货币特征也显商品属性,对其性质把握应以设计能促进环境保护的交易制度为最终依归.针对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需要,细化总量控制及分解方式.排污许可证是官方授权的排污许可,排污权证是依法证明减排环境权益凭证.拥有排污许可证构成交易前提,但获得排污权证交易才可能发生.排污者拥有排污权是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定条件.     

排污权交易若干问题之思考——以水污染为视角

排污权交易制度不明确或回避排污权财产权属性与排污者和政府博弈有关,也涉及各国环境权益。可量化的环境权益构成排污权交易对象,这种环境权益既有货币特征也显商品属性,对其性质把握应以设计能促进环境保护的交易制度为最终依归。针对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需要,细化总量控制及分解方式。排污许可证是官方授权的排污许可,排污权证是依法证明减排环境权益凭证。拥有排污许可证构成交易前提,但获得排污权证交易才可能发生。排污者拥有排污权是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定条件。     

新《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法律适用之困境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超标排污水污染物属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由于该法第七十四条"应缴纳排污费"之规定不明确,造成了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困境.文章从超标排污行为的持续时间、超标排放的污染因子与间接排放三个方面,对该条进行法律解释,阐明法条真意,以使法律得到正确适用.     

论排污许可法律关系

论证排污许可为公益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认为环境保护的公益性决定排污许可管理的行政性,而持续削减原则和固定污染源制造过程的变化决定排污许可管理的契约性。认为排污许可法律关系的重新定性有利于合同强制性理论的适用,以解决排污许可制度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和权威性的问题;有利于适用为公益的第三人合同理论,以解决环境许可程序上公开性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适用为公益合同的相对性理论,以解决排污许可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可以为企业达标排污损害责任的溯及既往提供法理解释;可以在排污许可制度中运用情势变更原则。     

我国的海洋利益与海洋战略定位

在海洋战略研究中,海洋战略存在(1)国家战略、(2)部门战略、(3)海洋行业全局性规划3种定位.我国在海洋上存在(1)主权利益、(2)空间利益、(3)安全利益、(4)资源利益、(5)交通利益、(6)科学研究利益、(7)环境利益、(8)统一祖国、(9)国家地位和国家角色9类重大海洋利益.它们的重要性决定了我国的海洋战略一定是作为国家战略的战略.海洋不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那样的国家职司,在国家运行中不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的机能性,国家战略体系无法包容像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等那样的海洋部门战略.用以实现国家重大海洋利益的以海洋为主题的战略只能是国家战略.     

论海洋经济与图书馆海洋信息服务

有关海洋经济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海洋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我国海洋产业中,海洋信息产业尤其薄弱。而信息也是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为此,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必须加速数字海洋的图书馆建设,加强海洋信息服务。     

关于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概念的讨论

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新概念。基于社会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海洋社会的提法有些勉为其难，因为其主要的群体互动地域不在海洋，而是岛屿与海岸带等附属于陆地的区域。同时所谓海洋社会的各种互动关系，也往往主要是陆地人群互动关系的延伸。由于海洋是人类长期实践的场所，尽管海洋社会概念值得商榷，但海洋社会学却可以独立成学。犹如医学社会学等以研究对象为特征表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是研究人们基于海洋的各种互动关系的学科。     

海洋产业结构变化与海洋经济增长

2001年以来,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呈现由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演化,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交替领先,第三产业优势不明显;传统的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减小,生产生活服务业贡献不断增加,具有发展潜力的高附加值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有待提升.为实现海洋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以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寻找新的增长点;着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促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加大海洋科技教育的投入,增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生态文明维度的海洋运输与海洋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当前以此为基点促进我国航运事业大发展必须关注海洋运输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强化海洋环境保护的对策;坚持海洋运输低碳、环保的道德实践活动,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关系探讨——兼论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剖析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指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共同发展的最有效率的路径。并结合中国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基础,提出积极开展保护海洋文化资源行动;鼓励企业成为海洋文化产业主体;延伸海洋文化产业链,打造海洋文化精品;加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普及等是推动我国海洋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的关系研究

海洋意识是公众对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是特定历史时期人海关系观念的综合表现。海洋文化是人类直接和间接地以海洋资源和环境为条件创造的文化。这两个概念的背后,蕴含了当代的历史境况和时代精神的契合关系。有效地把握两者的关系,既有助于推进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海洋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海洋世纪的时代状况构成了两者的共同背景,为海洋文化研究及海洋意识普及提供了依据。对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受概念理解多元化分歧的影响,也受当代海洋文化实践活动复杂性的影响。总体上看,两者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人海关系认知的海洋意识够成了海洋文化的要素;基于民族文化传统构建的现代海洋意识是海洋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海洋价值观是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的共同核心。     

从神话看先民的海洋认知

海洋神话反映了先民与海洋的亲密关系。从海洋形成神话、蓬莱传说到精卫故事,先民的海洋认知经历了想像、诠释、探求和征服的过程。在一定程度匕,与其说海洋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化客体,不如说它是见证^类成长的重要参照物。先民了解和认识海洋的过程,也是逐步确立生存主体意识、不断发现自我价值、验证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     

海洋产业界定与海洋经济统计分析

海洋产业分类与界定是海洋经济统计的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就海洋产业统计提出了一套基本的统计规范和程序。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洋产业分类和海洋产业界定方面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分类方法体系,统计指标中也存在范围界定模糊、内容遗漏、重叠和产业划分不明确等问题,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海洋经济信息系统,因此,需要加快海洋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海洋经济统计卫星帐户的建设。     

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及贡献

中华海洋文明是世界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3000多年来,中华海洋文明以其特有的物质和文化形态与世界海洋文明不断地进行着交流和互动。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将中国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理念传向附近国家,将先进的科技和知识通过行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国家的商人传递到四面八方。其与西方长期互动的历史,也为当今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世界和平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和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