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出口

20年前,一个在外面当大官的亲戚回来住在县委招待所里。那时我正在县城读高中,为考大学而日夜拼搏。在县城当工人的姑姑问我要不要去看看那位亲戚,我说了声“不”。我知道因为我母亲家中成分不好,早年出去参加革命的这位亲戚曾竭力反对我父亲同母亲的婚事。但我之所以不愿去县委招待所（那时,我认为它是一个神秘而高不可攀的地方）“看望”那位亲戚,倒不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过节儿”,而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够格。像我这样一个很难从身上拿出两块钱的从乡下考出来的穷学生,怎么可能自作多情地去那样一种地方,“看望”一个连县里领…     

真诚赢得婆婆心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她妈妈正在和几个人打麻将。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伯母”,她瞟了我一眼,鼻子哼了哼,算是发现了我,然后继续搓麻将。我感到委屈,但那时还没有决定嫁过来,也就没往心里记。一年后,我们结婚了,由于没有房子,只能住到婆婆家里去。再次跟婆婆见面时,我勉强地叫了     

从盗版到取经：内地社工的“北斗之旅”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刚刚学完《社会工作概论》这门课。那时还没有合适的教材，老师就给我们复印了一本繁体字的书，这书看得有点别扭，里面案例中的对话都很奇怪，案主都叫“阿明”、“阿杰”，一看就不是本地人。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本“盗版”的教材正是香港社工给我上的第一堂启蒙课。很可惜，这课程距离当时的我们还有点遥远，那位老师讲得不清不楚，我也听得一知半解，     

婚姻里的“鲶鱼效应”

当身边的女友一个个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房子的男人绝对不嫁时。我心里那叫一个嗤之以鼻．怎么听怎么末顺耳。我和爱人在出租屋里结了婚,那时的我．只在乎两个人手拉着手的感觉。但现实来得太快,“裸婚”的伤痛很快就让我喘不过气来。到后来,终于熬到买了房子．     

潘婶

那年,随着伟大领袖的一声号召,我们这些正渴求知识的有志青年打起背包,载着离家的惆怅,从县城下放到一个叫金家寨的山村。没有住处,我和同来的小郭安排在一个右派家里。美其名曰,监督他们改造。这家只有母子俩,母亲姓潘,她男人经受不了多次批斗的折磨,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去世了。孩子叫小磊,文静瘦小。村里人怕沾火星,叫她“右婆”,只是少数血缘特别近的亲戚称她为潘婶。     

海上打工的日日夜夜

我无法考证“打工”这个词出版于哪年哪月,最近看了几种打工杂志,体会到打工族的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败,真是感慨万千。回首往事,当我还没读懂“打工”一词的时候,自己早就加入了打工族的行列,不过那时,我们给自己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出租”和“外派”,也就是打洋工。不过这不是     

家和万事兴，一个71口农民大家建的光辉典范

安徽省萧县县城环城路301号,占地100多亩,是一座由一家医院、两个造纸机械厂、两幢办公楼和一幢4000平方米宿舍楼围成的厂家合一的大院子。院里机器轰鸣,中心是花园式的水池凉亭。5层宿舍楼正面镶着“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个院子里,住着由20多个小家庭组成的共71口之众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叫王德安。     

天意

有人生不逢时,有人生不逢地。我属于后者。家乡那个庸常的平原村落虽则整日阳光充沛,空气清醇,但因其都市的楼厦和沿街的广告牌、霓虹灯付之阙如,始终擎不起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的赏阅感。把理想和抱负托付给它,爽约怕是不可规避的结局。于是想到了突围。于是想到了“越轨”。于是发奋读书,求索跳出农门的路径。左邻右舍见了,一脸的惊喜,这娃儿叫书给迷上了。好事啊!我听了,没有忘乎所以,低调地一步一步向着“春华秋实”跋涉。“叫书给迷上的娃儿”在乡亲们的祝福声中,漂到了镇上读初中,继而又漂到了县城读高中,直至后来漂到了省…     

订婚照上的话

在我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跟自己相爱的人拍一张温馨浪漫的订婚照,然后在相片上各自留下几句心里话,等到结婚成家,慢慢变老,再细细品味。1960年,我在慈利县一个叫龙潭河的地方结识了来自县城的一个姑娘,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后,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订婚。这天,两人一同来到照相馆,喜滋滋地拍了一张订婚照。几天后,取回相片,我们分别在相片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誓言。未婚妻先写道:“永远扎根龙潭河畔,在这里开花结果。”我接着写道:“我们手携着手,肩并着肩,一个胜利了,另一个祝贺他;一个失败了,另一个扶起他。没有爬不过的高山,没有…     

伙房子

天桥的小店我很熟。我不住小店，是我奶奶开小店。小店那时不称其店，叫“伙房子”。我奶奶开的“伙房子”叫福顺店，现在这地点都还在，就在天桥的东边，那条街都是伙房子。高凤山不但住过小店，还住过“小孩店”。     

高考恢复30年,“而立”还是“老矣”？

|策划人语|其实远在1973年,我国不少高校都逐渐恢复了招生——那时,急于返城的知青们纷纷结伴,步行几十甚至上百里路去县城“参加考试”。但是张铁生那张著名的白卷,以及后来所谓的推荐工农兵入学,使得当时许多人期盼的“公平高考”制度,看起来还“遥遥无期”。     

勇敢直率杜瑞芝

瑞芝同志说下农村调查要真调查，不要假调查，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遗言。拳拳爱农之心，溢于言表。 与杜瑞芝同志相识相知，缘于农村工作。我们都一辈子献身“三农”事业。我国没有农会，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被我们戏称为中国的“农民议会”，“议长”是农口老领导杜润生同志。那时会开得很长，有讨论、辩论和争论。记得1981年农村工作会议从北京开到天津，有半个来月。会上发言的勇敢者杜瑞芝同志堪称第一。会后起草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反响特好。农民说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同志说今后每年都发个一号文件讲农村、农民的事（那时还没有发明“三农”这个词）。     

10岁逛县城

过了10岁,可以向大人申请进城了,金坛县城离我们家18里,那时还没有这样车那样车,到哪里都是步行,早上跑进城,晚上跑回家,没这个年龄走不动。那年9月,父亲批准了我的申请,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一蹦一跳上路了。     

母亲是个修鞋匠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儿贫穷落后风沙很大,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去,而是留在了北京,找了一个漂亮娇气的女朋友丁梅。那时有好几个长相条件都比我好的男人追她,可是丁梅不知为什么选中了我这个在北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外地人,我问她,她便痴痴地笑,说我是支潜力股。我     

知青与接受再教育

要说说“知青”,我忽然想到,词典里是不是收了这个词?到网上《词霸》里一查,有。“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70年代对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时受过中等文化教育,以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青年。”这条解释还挺准确。文革前下乡或回乡的学生,如邢燕子,叫“知识青年”,不简称“知青”。文革中毕业(或实际肄业)的大学生,无论到工厂还是到农村,也不叫“知青”。就是文革中毕业(或实际肄业)的高中、初中生,分配到工厂、参军,或待分配留城的,也不叫“知青”,“知青”就是这词条里写的,“特指”的“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中学生。我就是一个知青,撰写这词条的说不定也是个知青。要说这词条还有什么不足,我认为最后一句应该是,“以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重要,现在回头去看,实际比“上山下乡”更重要。     

名人书趣

老妈在县城街坊邻里的老年人中算得上是个文化人。老妈以前当过县一中的图书馆管理员。学生们向她借书尊称她为贺老师；老师们每天急着要看报纸，也顺口叫她贺老师。退休以后．老妈这“老师”的虚名也在街坊邻里间传开了。     

人才=人格＋能力

“人”同“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人是“人”而有“才”,就叫“人才”。有的人是“人”而无“才”,不能叫“人才”;有的人有“歪才”但没“人味”,这种人更不能叫“人才”。     

在你冷的时候我会来

“月”＋“月” 我叫孙小月，是市里一所示范性高中的优秀生，跟我交朋友似乎没有那么容易，你得有某种“绝活”，将我震住。所以。当新来的同学姜小月说：“孙小月。姜小月，两个‘月’加起来就是‘朋’，干脆我们结成姐妹，如何？”我还是没有动心。     

不是叫,是请

正戏剧家夏衍临终前,痛得十分难受。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在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了一句:“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不是叫,是请。”夏老改动一个字,却感动了一幢楼。     

成功就是撞断南墙不回头

我的家乡有一个农民,过去是县属国营酒厂的职工,可是企业不景气,再加上他“朝中无人”,就被人挤掉,“精减回乡”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可是那个农民是个小不点儿,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几,这样的“身材”不适合在恶劣的大山里生存,所以回乡后的他没有选择参加社里劳动,而是选择背着一个老式120相机走村窜户给人照相混口饭吃。可是那时穷呀,农民连照相的钱也拿不出,没人舍得花钱照个什么相。即使是老人要留下个遗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