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性质再界定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不明,源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关联诉讼之间界限模糊,制度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目前,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众说纷纭,共有六种学说,但各有不足。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的职责更为明晰,但尚存在不少交叉管理的情形。基于权属性质差异,从诉讼目的角度出发,运用语义分析方法,宜将生态环境(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自然资源(或海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国益诉讼,并与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诉讼一起规范。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优化路径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公益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比较研究

公益诉讼和行政执法都是公法的法律程序,公益诉讼具有程序公正、民主的优势,而行政执法具有效率优势,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一起成为公法普遍的法律程序,而公益诉讼则是对行政执法的重要补充和监督。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追偿的淆乱与矫正

环境行政主体基于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生态危害的紧迫性,自行实施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或者委托第三人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由此垫付的污染治理费用本质上应属于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关于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法律性质,目前主要有“公法债权说”“私法债权说”“混合债权说”及“转化说”四种观点。由于“转化说”立足于环境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代履行费用征收法律关系,既认为代履行费用具有公法性质,也认为代履行费用属于金钱给付义务的“标的物”,不属于债权,相较于“公法债权说”“私法债权说”“混合债权说”更具合理性。司法实践中,对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追偿主要存在环境行政主体提起民事私益诉讼,社会组织或者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及环境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五种探索路径。由于前述四种追偿路径要么与代履行费用的公法性质不符,要么有违现行法律规定,要么存在多种实施障碍,因此删繁就简,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追偿通过“环境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方式更符...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从长江、黄河跨行政区域流域治理开始的,经历了对跨行政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践的反思与探索,建立了流域源头生态环境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跨区域流域水污染纠纷解决的途径,法律主张采取协商与协调相结合的办法。《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体系,需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诉讼制度,确立前置程序是检察机关履行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式,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协同模式。要完善侵权惩罚赔偿司法适用制度体系,就需要构建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的民事适用制度,生态环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制度。     

关于健全我国旅游行政执法体系的若干思考

旅游行政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体系的一个分支,也是旅游行政管理的重要环节。旅游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方式、执法程序、执法原则等共同构成旅游行政执法体系,它的发展与完善对深化旅游行政管理、加强旅游行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旅游行政执法体系中有关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方式的内容,提出体系中存在的旅游立法不全面、法律解释不到位、执法理念异化、执法队伍不完善、执法工作冲突及落实困难、执法监督缺位等问题并给出建议,以期对健全我国旅游行政执法体系有所帮助。     

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法治政府建设

合法、合理的环境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的建设也有助于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但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尚存在环境行政执法无法可依、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缺乏必要的自行强制执行权和政府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了结合环境行政执法的实际适当加快相关立法的进度、赋予环境行政执法主体以自行强制执行权和强化法律责任等三方面的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为克服传统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中多层执法、多头执法之固有弊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应运而生。从理论上来说,该项改革有助于科学设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高效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进而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目标。但就实践情况看,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却存在着执法范围不明晰、执法管理体制不完善、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未来,亟须合理划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权限范围,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体制,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稳步、有序及顺利推进。     

我国行政执法现状的思考

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尚存在着不少问题 ,并已严重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鉴于此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以便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具体措施主要是 :加快立法步伐 ,完善执法依据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 ;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等     

重构我国环境行政裁决诉讼制度

环境行政裁决是解决环境民事争议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裁决诉讼不合理的规定是导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放弃行政裁决权的主要原因。应当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机重构环境行政裁决诉讼制度,以充分发挥行政裁决在解决环境民事争议中的作用。     

加强行政执法建设的原因及对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而行政执法建设作为依法行政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行政组织不健全,行政执法制度不完备,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监督机制较弱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增强法治观念,加强执法监督,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     

协商执法:行政执法新模式初探

协商执法既是现代行政民主化的要求,也是行政主体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状况的需要,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机制具有民主正当性,并且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彰显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营造和谐的执法秩序。为使执法协商机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必须构建完善的行政执法协商制度。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性质与征缴

从法律属性看,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视为“公法债权”或者“私法债权”均有不当,应将其界定为“公法之债”的费用。基于此,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征缴应确立“市场平均成本加指导利润率”的原则以及“预先缴存为原则事后追缴为例外”的模式,藉由行政公权保障落实。中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1条及部分环境单行法对代履行费用的负担范围、计算依据与救济程序均未明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收取标准、加强费用征缴与执行罚的适用衔接以及设立环境行政代履行基金,以期提升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实施绩效。     

我国行政执法制度变革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自1990年代开启行政执法变革以来,行政执法依据已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视角进行解读,发现诸多制度性变革呈现出仪式化的特征而起着正当化的功能,但未能解决执法有效性问题。同时,行政主体的组织环境分析表明：垂直化的行政执法体制亦难以实现提升执法有效性的立法意图,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