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存在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客观原因。然而,学术界少有文献从户主经历角度分析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此,利用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户主的外地生活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有外地生活经历、户主外地生活经历时长增加均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影响机制方面,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会通过拓宽户主获取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强家庭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促进作用仅在户主有社会医疗保险、不存在借贷约束的家庭中显著。因此,要积极完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外来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加快普及社会医疗保险；同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居民家庭合理利用信贷工具优化资产配置。     

社会网络数字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 作用机制及效应

随着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人际交往逐渐从现实互动转移到网络交流 中, 社会网络呈现数字化的特点。 基于 2015、 2017 和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对社会网络数字化影 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机制及效应进行分析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具体表现在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可能性、 参与深度以及增加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多样性三个 层面。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通过促进信息传递、 提高风险偏好和减缓流动性约束来 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房价预期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多期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从替代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的角度,分析房价预期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由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风险以及投资决策者自身的特质共同决定;第二,房价预期上涨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实现的,且随着房价预期上涨幅度的增大,替代效应的负向作用越强烈,而流动性约束效应仅在家庭拥有二（或多）套房的情况下体现。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对城镇家庭的解释较强,但对农村家庭则解释较弱。本文实证结论在改变风险金融资产定义以及考虑未来家庭资产配置情况下依然稳健。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研究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对城乡家庭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增加了城镇家庭的储蓄占比,但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占比;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高风险资产投资和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占比均降低,且农村家庭的降低程度更大;信贷约束会降低城乡家庭的借出占比。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其机制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考察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均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是可靠的。在影响机制的探究中发现,信息整理能力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决策中充当了重要的中介;金融素养与理财规划能力之间存在交互效应,两者共同促进了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按家庭的风险态度分组后,发现金融素养对于风险偏好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建议加强金融信息监管,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基于家庭的风险态度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分析

在回顾与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不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从微观视角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为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房产投资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家庭微观金融为视角,使用2011年中国金融家庭调查(CHFS)数据, 以我国家庭股票和债券等风险资产所占比重的现状与动态变化为基础,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研究房产投资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及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内看,房产投资会降低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可能性,并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参与深度呈现出反向关系,即房产投资对家庭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资产配置效应。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以西南财经数据库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为样本,从地域差异入手,运用多个SEM模型分析了我国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及行为心理因素三大类。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区域,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各不相同,各因素的影响效力也大不一样,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金融机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不同的营销策略及理财产品,各地政府要提高居民保障力度、普及基本金融知识,并引导居民合理进行金融资产配置。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证据

文章基于2021年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或知识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但当家庭农场主仅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时对其绩效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促进家庭农场品牌参与得以实现;并且,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大型家庭农场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开展家庭农场主数字和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加强对农场自主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激励措施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     

试论当代金融信息化

在当代“信息革命”浪潮席卷下,金融领域中出现了“金融信息化”这一新兴趋势。“金融信息化”引起金融领域中的重要变革,在金融理论方面主要表现为金融科学工程化,而在实务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市场虚拟化、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虽然当代金融信息化发展迅速,但在这一进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金融安全问题、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和相关法律问题。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2014)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提高农村居民初级金融素养还是提高农村居民高级金融素养,均可显著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的实证策略均证实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外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家庭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通过规范金融决策、增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收益来实现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目标。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