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

近代西学东渐,产生很多西学书目,研究康有为所著<日本书目志>的图书分类体系及目录学思想,探讨它对于近代西学书籍传播,以及近代目录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初步实践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刘剑君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就是西学的输入。当然，西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梁启超编《酉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电学、地学、史学、法律、兵政等２７门①。西学能够促使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更，往往不取决于西学本身...     

寓创新于严谨之中——读《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郭延礼先生的新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一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近年来 ,谈论近代中西文学关系的论著似不少见 ,但能以如此翔实的史料 ,准确地描述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关联的历史面貌 ,并以精当的理论分析这种关联内在逻辑的著作 ,应该要推郭先生的这部专著了。首先 ,这部专著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渠道及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反响。如所周知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 ,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增加了重重阻力。不仅是封建顽固派、守旧的士大夫 ,就连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对西方文化的涌入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抗…     

管窥藏汉目录学的发展及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

东嘎·洛桑赤列系著名藏学家、西藏大学教授及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他开创了中国 现代藏文目录学之先河。在继承本民族古典文献目录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本民族前辈的目 录学传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目录学体系。他和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者——章学诚 (1738—1801),在目录学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可以说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化遗 产的基础上又科学地创立和完善了各自的目录学体系。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思想极 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藏文目录学的理论。他的《藏文文献目录学》,是现代藏文目录学 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著作,也是对中国目录学的一大贡献,很值得学习和钻研。本文先 概述藏汉目录学之历史发展,然后试就近、现代这两位不同民族的大学者之目录学思 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此作为中国比较目录学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作。     

论中朝两国近代西学之对应

近代中朝两国西学之对应是东西文化交融与选择的过程。作为同属东亚儒学文化圈内的中朝两国 ,虽然近代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及共同的任务 ,但因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之差异 ,两国在摄取西学的具体途径及近代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各自的特点。近代中国西学以“制夷”为前提 ,因此其“师夷”显得被动 ;近代朝鲜西学则以“变法”为特色 ,因其“开化”更显自主性的特征。     

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近代"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特征

近代新学是容纳了西学的中国学术文化的新形态 ,也是中国传统旧学蜕变的时代产物。本文通过对新学、旧学与中学、西学范畴的厘定、辨析 ,通过对新、旧学之间历史关联和学术关联的剖解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 ,并揭示其基本的时代特征 ,有助于从历史纵向和学术横向上对“新学”地位的把握和深入理解。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兼论中日引进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近代以前 ,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 ,从学问的内容 ,到学问的价值 ,以及学问对于人们生活怎样发生功用 ,二者都有很明显的区别 ,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内在原因 ,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 ,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 ,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 ,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 ,这些人们的普遍态度 ,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社会阻力。     

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及其评价

<正>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梁启超在     

略论中朝两国西学及研究动态

西学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统称,包括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形上"之精神文化和"形下"之物质文明;西学在发展史上,经历了"西学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即初期的"西学东渐"、近代"西势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西学研究,特别是中朝西学研究作为西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学研究的热点。     

近代墨学与西学

中西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探讨西学与传统文化不同流派冲突、融合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近代黑学与西学的相互融汇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作为近代著名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的管理者试图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但最终国文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化,由"道"转变成了"术".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

将近代中国的"新学"等同于西学,是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认识.本文认为,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因此,本文着重从"新学即西学说"的形成过程、新学的指属范围、新旧之争的历史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