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繁盛:复辟笼罩下之大众文化探析——以"文明戏"为案例

本文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选取了一段典型的时期、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探讨娱乐和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尽管政治波谲云诡,但并未阻断上海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发展之链条,"文明戏"是其一首要环节.娱乐疏离于政治,却又包含颠覆政治的因素.走出古典之后的知识人,就部分被吸引到大众文化的制造之中.在各种文化冲突中,"文明戏"成为替罪羔羊,被不断地想象和重构.     

官方权力与民间观念的合谋——文明戏被压制之史料钩沉

从清末到民国,文明戏受到一系列的压制和摧残。国家权力机关是压制的主导力量。但世俗观念的参与也不容忽视。因而,这是官方权力与民间观念联合发动的围剿。研究文明戏,不仅要关注它在近现代戏剧艺术上的突破、变革与过渡价值,更应重视它厚重的社会史、文化史意义。     

民国初年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党提携”与民宪党的成立研究

民国初年,国民党与进步党对立,但也有合作:早在进步党酝酿成立之际,进步党前身之一的共和党与国民党有识之士即倡两党提携;在制定《天坛宪草》的过程中,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两党宪政精英,共同抵制袁世凯的干涉,并超越党派成见,联合成立了民宪党。这些合作,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良知,对于正确处理党派与国家利益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春柳社与新民社的家庭戏之比较——以《不如归》《家庭恩怨记》《恶家庭》为例

从同为春柳悲剧的《不如归》《家庭恩怨记》在新民社的不同遭遇入手,将其与《恶家庭》放在一起,对这三个新剧家庭戏从情节内容、表演手段以及市场接受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探讨春柳社与新民社的不同特征,总结文明戏中家庭剧的发展特征及经验教训。     

复社的源流与社集

复社作为晚明最大的社团,其始成立,因由文学上的文体论争,形成了“务为有用”的复古宗旨。复社成立后的社集,则夹杂了政治的因素,逐渐由文学社团演化成政治性的组织。驱阮事件是其政治化行为的具体体现。     

范仲淹的民体思想

范仲淹没有简单地复述前人有关"民本"、"民贵"等仁民思想,而是集成并创新儒道佛三教爱民智慧,提出"民体"概念:"君育黎庶如彼身体"。强调君王应该像护养自己的身体一样护养百姓。惟有身体安好,君王才安好;一旦身体患疾,君王即衰弱。除身体之意蕴外,民体之"体"还具有根本、本体和整体等诸多涵义。他认为,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正。君王心正,方能身正,身正方能正四方。而君王心正,又莫如效法尧舜,行仁政,安民生,厚民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民体又可阐释为体民,体民之疾苦,体民之诉求,体民之境遇。     

略论秦汉时期民间的社神信仰

社神信仰发端于原始先民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先秦时期 ,社神地位很高 ,社祭是最隆重的祭祀典礼。秦汉以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认识水平也不断上升 ,社神的神圣色彩开始逐渐消退。社神在百姓心目中不再是敬畏崇高而是亲切自然 ,地位呈逐步下降之趋势。社神从神坛逐渐步入民间 ,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变得日益人格化、世俗化和大众化。秦汉时期的民间之社有乡社、里社及人们自发组织的私社。     

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

近代中国政治报刊以"主义"的宣传为己任,强化"喉舌"的身份意识。民国以降,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却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以共和原理而不是政党意志介入政治纷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的激进党人则抵制《民立报》的共和范式,并就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展开激烈论战。随着"二次革命"的发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确立。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和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双重挤压,以《民立报》《甲寅》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或重返革命,或迅速停刊,揭示出逻辑说理的报刊范式在民初的挫折。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中国政治报刊很快集体拥抱激进,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复社和几社对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复社和几社是明末两个文人社团,它们提倡通经致用,崇尚民族气节.其精神随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及复社、几社社员渡台而播迁台湾,并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幕末攘夷开国的两重性选择与倒幕开国之必然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 ,幕府为了保证其封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 ,必须恪守“祖法” ,坚持攘夷 ;另一方面 ,当欧美列强凭借发达的交通工具进逼日本的时候 ,幕府缺乏迎击外敌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而祖法又要求攘夷。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幕府被迫开国 ,加入西方条约体系。而开国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 ,又激起了以“尊王攘夷”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的勃兴 ,变革幕藩体制作为一个历史方向被提了出来。当攘夷的妄想被西方的炮舰彻底击碎以后 ,攘夷不再是目的 ,而成为尊王攘夷论者推翻幕府统治、推进日本近代化的手段     

“中国教育会”与民国初期教会教育的系统化

民国初期,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系统化趋势逐渐趋于明显。"中国教育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鼓励课程和考试的统一;加强教会学校的联合和协作;促进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     

论中国同业公会立法

从现代同业公会的概念和基本特征角度,分析了同业公会具有的自律和自治功能以及各国通过立法赋予同业公会在服务、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反倾销以及促进提高商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职能,实现企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的结合。结论是：我国要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反倾销,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促进产业立法高效化、科学化,有必要加强同业公会立法,并且应当选择以日本模式为立法体例。立法内容应当包括同业公会的设立、同业公会的性质和职能、组织机构,同业公会与政府、非成员企业的关系以及法律责任等。     

民初合伙合同法律规则形成略考

民初,现代合伙合同的成立规则经由北京政府时期的大理院判例【4年上字第244号】及其他辅助判例初步建立,由此成为这一领域的立法及学术脉络起源。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大理院判例编纂中的编年体限制,本部内容全貌及其过程始终无法得到突出反映,故拟以此文攫取有关判例,就其概况及其相对于实践所体现出的不足等层面予以详述。     

论我国体育行业协会权能的自治和法律规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行业协会在我国体育的发展中充当着协调政府与社会对体育管理的角色。体育行业协会具有服务、管理、监督处罚等权能,其权能具有重要的自治和法治价值。因此有必要在探讨体育行业协会的社会角色和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其权能的自治和法律规制进行研究。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民国中期佛山精武体育会的社会教育活动探析

民国佛山精武体育会是当时全国精武系统中的重要一支．其在秉承上海精武体育会的体育、智育、德育三育精神的同时．结合佛山本土特色,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将现代体育精神、女性解放思想等进步观念通过一整套教育体系有机地灌输到佛山民众的思想中去,有效地推动了佛山的近代化,也使其自身发展成为民国佛山乃至广东地区的重要民间社团。     

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

20世纪20年代初,少年中国学会展开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国内外大批著名学者参与.讨论最初被严格限制在纯学术范围内,参与论争各方分别发表反对宗教或承认宗教价值的不同见解.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学关系的传统认知和对政治的割舍不掉的关怀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讨论最终走上了政治运动的轨迹.研究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可为近代中国学术何以会改变旨趣及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具有史源依据的解读范本.     

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法研究

民国劳动法产生后,学者们开始予以关注,并在介绍引进劳动法、评述劳动法、书写中国劳动法史及劳动法的汇编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于劳动法研究也有贡献。1949年后,劳动法研究先是受革命史观的影响,后受现代化模式下的史学观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法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这些研究大多存在为现实政治服务、研究模式固化、研究时段集中、缺乏劳动法实施研究等现象,且史学化的研究多、法学化的研究少。今后应加强理论和方法创新,拓展研究时段,推进劳动法实施的研究。     

论中西喜剧意识的审美特征

中西喜剧意识因为具有不同的审美本质,所以也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西方喜剧意识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前后一贯的情景画面、社会生活中的缺陷揭示;中国喜剧意识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从悲往喜的故事情节、社会生活中的美德礼赞。     

“中国画会”史事钩沉

中国画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国内画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规模之大,活动时间之久、组织机构之完善堪称一时之最。画会成立之后,以其明确的理念诉求,开展览、编刊物、办讲座,以及赈灾济困、书画救亡,积极而又高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艺术与社会活动,为继承传统、发扬国光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