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试论李纲的骚体文学创作

李纲以屈原为榜样,创作了大量骚体作品来倾诉亡国之痛、思乡之情;揭露黑暗、针砭时弊,表现出了李纲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李纲创作出了大量饱含深情的壮美诗篇,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限度——兼论唐前骚体兼融多变的句式特征

"兮"字及其他语助词在先秦诗歌中的运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与诗歌散体化的句式密切相关.屈原骚体"兮"字规整与突出的使用,是骚体突破四言句式、字数加长之后,使散体句式趋于诗化的一种表现.随着诗歌语言的骈偶化进程以及五言等诗体的不断实践,骚体句式本身具备了内在固定的节奏与规整的诗行,"兮"字因在句中作用的减弱而出现失落的现象,表现在唐前骚体句式上的变化就是无"兮"字句腰六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以及骚体句式的驳杂.骚体"兮"字的表征作用及其限度,说明判断后世骚体不能唯"兮"是瞻,"兮"字同然是重要的表征,但不是唯一的标志.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浅论高似孙的骚体辞赋创作

南宋孝宗、宁宗朝的高似孙,是位大力作赋的作家,尤善骚体。因史传其攀附权贵,人品官品为清议所不齿,故其赋作多为人所疏漏,以其“人”评“文”少有问津。今观其辞赋专集《骚略》三卷,所收作品33篇,知其文承屈子之情,高标绝尘品性雅洁,有超然名利之外的思想境界,更加之文笔流畅,真情直注,颇有可观。故就此加以研钻,以求正其文之名,并由此对其辞赋的特色地位略作浅论。     

论元嘉作家的骚体句式

两方面的因素促成元嘉作家骚体句式运用由《离骚》型向《九歌》型转移。首先,理性思维在作家思想中的上升推动文学观念的进步,他们要求文学精细深刻,富于规范美。其次,作家在士族文化影响下,主体心态日趋倾向纤柔。这两点导致元嘉作家偏爱形式对称稳定、描写细致、表情深婉的《九歌》型句式,促进骚体句式的艺术表现整体上发生转移。此外,元嘉作家有意识提高骚体句式地位,并用它改造某些文体,使之获得更大的应用范围。     

骚体诗创作之缘起和体验

楚辞与诗经是中国古典诗的双璧，对后代诗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影响深远。但是，进入20世纪后，楚辞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虽有研究著作面世，但与之相关的创作颇受冷落。近来《光明日报》虽以“百城赋”邀赏杰作，无奈光彩不再。为发掘楚辞应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学魅力，漆雕世彩近年倾力骚体诗创作，对其写作体验有较深理解，对开拓赋体文学的视域，振兴骚体诗的创作，当不无帮助。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屈原骚体的形制结构与语词审美

屈原所创作的骚体在形制上奇伟空阔,以问谋篇用线性的历时性的结构来展示立体式共时性的抒情;在词语上,由于情感的大悲大爱无所拘束成就了一种崇高的雅美,又由于楚地风俗的强烈影响成就一种楚风楚韵的修美而流传甚广.     

《离骚》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之女子意象之不同

《离骚》中的女子意象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中的女子意象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女子之美与花草的联系、女子之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女子的个性精神的差别上。这种差异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美学追求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对文人人格、心态的影响。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李益诗歌用韵考

李益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现存１７４首。通过分析其诗的用的情况,可以看出其诗各韵部合用独用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中考证的隋—中唐的音系基本相符,也有一些韵例与晚唐—五代的音系相同。     

论李贽的诗歌创作

李贽既是思想家、学者,又是一位诗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多种社会文化角色的交融,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也形成其诗人情感的丰富深广,并不乏绚丽浪漫情调。思想家的深刻睿智与学者的博学醇厚,又极大地助益其诗歌艺术,形成其诗歌通俗与雅致兼赡的语言特色,优美的意境,含蓄隽永的韵致,以及澹泊凄清与豪逸悲凉并存的风格特点。①      

自我的觉醒:论《离骚》的“灵均”形象

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等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文体建设

2 0世纪 2 0年代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建设时期 ,社会的相对稳定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五四时期新诗的政治化革命向艺术化改良发展 ,使 2 0年代真正成为了中外诗歌大融合的时期。 2 0年代中期 ,特别是 1 92 6年是新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年代 ,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的确立标志着新诗文体由自发进入自觉。新诗在 2 0年代不但建设起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两大诗形 ,还建立起小诗、长诗、新格律诗三大诗体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建设也较有成就     

《离骚》结构之新探

根据抒情主人公情感的形成、变化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离骚》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一线两段一结”的“因果层次”式结构:全诗围绕诗人孜孜追求生命关怀的这条情感主线展开了两大段落;第一大段的“双重困境”布局揭示了诗人产生特定心理与情感的现实根源,第二大段则细腻地描写了在特定心理影响下诗人心灵世界波澜万千的情感冲突;“乱曰”为一结语。这些结构特点突出地塑造了一位高大、光辉的抒情形象,表现了结构艺术的巨大魅力。     

生气远出 意思萧散——论文同的骚体创作

北宋中期,随着党争的加剧,骚体创作悲凉之气渐渐淡薄,转而寻求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超越.文同的骚体表现对绝对自由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表现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独拔流俗之上的人格美的向往;描绘冰清玉洁、自在逍遥的神女形象,充分表现了当时辞赋创作疏离屈骚传统、超越世俗人生的倾向.庄学素养、淡泊的襟怀、蜀地的文化品格、当时的政治环境等都影响着文同骚体的风格.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

《麓堂诗话》是李东阳诗歌理论最集中、最全面的体现,初由辽东籍弟子王铎于正德四五年间在扬州刊行,通过《诗话》与李氏其他文字间的呼应关系,可尝试勾画出李东阳诗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此外,传世《麓堂诗话》存在若干缺误,今以《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知不足斋丛书》本《诗话》为底本,对勘其他版本,结合各方面资料,共做出25处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