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真情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袁枚的“性灵说”,实际上由真情论、个性论、诗才论所构成。“个性论”与“诗才论”已另有专文阐发,本文试图论述“性灵说”内涵之一——真情论。请人钱泳《履园诗话》曰:“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又说:“性灵者,即性情也。”这一界说把“性灵”与“性情”完全划等号是不妥的,因为袁枚“性灵”的内涵大于“性情”,但是它又确实把握住了“性灵说”内涵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性灵”这个概念本身在袁枚笔下包含“性情”的意义,而且在袁牧诗论体系中特别强调“性情”或“情”。他常把“性情”、“情”作为“性灵”的主要含义来运用。所以在感情这个特定含义上,“性灵”、“性情”、“情”往往相互代替,交叉使用。《随园诗话》(以下引文出于此书者,不再注明)开宗明义,同时标举“性灵”、     

袁枚人论述评——“性灵说”相关要素研究之一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对袁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研究有一共同特点,即都在文学范围内讨论袁枚,这当然也很正常,但也暴露出一些局限,例如袁枚“性灵说”的产生背景,或者说“性灵说”与袁枚思想其它方面的关系如何,他为什么要那么强调独抒性灵,这种问题近来的研究似未涉及。本人曾有短文从经济思想角度予以论及,这里再就其人论进行述评。关于人的问题的见解,是袁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从《瓯北诗话》看赵翼的诗学思想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 ,文学家 ,同时也是诗论家 ,他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论诗专著《瓯北诗话》中。在复古思潮和考证学风牢笼诗坛的乾嘉时代 ,诗歌创作在尊唐尊宋中徘徊 ,以袁枚和赵翼为代表的性灵文学思潮重视抒写性情 ,赵翼尤其提出诗歌的发展要靠创新 ,给沉闷的乾嘉诗坛吹来了一股清风。本文以《瓯北诗话》为文本 ,从诗史论、作家论、创作论、诗体论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赵翼的诗学思想。     

论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多元情境

陆游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同时,陆游又是一位重要的诗论家,他从自身学诗作诗的经历出发总结出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并以诗歌的形式道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论诗诗即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别具特色的一种诗论形式。陆游论诗诗的创作情境、论诗缘起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分为读诗读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等几种情况。前两种是专门论诗,后几种则是间或论及,但亦不乏精彩之论。本文以陆游诗歌为例,解析中国古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几种情境。     

袁枚的山水景物诗

袁枚性灵说诗论既重视抒发主观真性情,亦注重创作时的“江山之助”及表现其对江山景物的审美感受,故有“万里归来说武夷,江山成就六年诗”(《春日杂咏》)的说法。袁枚一生遍游名山大川,足迹印满大江南北,特别是脱离官场后多次远游;到八十老翁时仍徜徉于自然美景之中。赵翼称曰:“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辞》)袁枚的山水景物诗以独有的审美体验、空灵活脱或富于生气的形象,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语言,     

方薰诗论札记

方薰作为清代中叶一位性灵派诗论家,很少被人注意,与他的诗话《静居绪言》长期作为无名氏作品流传有关。其诗论的主导倾向,在崇尚性灵、力求创新、肯定男女之情等方面都与袁枚如出一辙,但在扬唐抑宋、沟通诗画艺术特征等方面又有其独到的见解,通过与袁枚、赵翼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逸出性灵派诗论之外的个人色彩。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四个层次

上博简《孔子诗论》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诗之综论、诗之题旨、诗之分章、诗之断章。孔子关于诗之综论与传世文献中的《尚书》、《孟子》)、《荀子、《毛诗序》以及近代学者的诗学观点大致相合。关于诗之题旨的论述与《左传》中某些评诗语词相似。分章评诗在传世文献中是罕见的。孔子断章取义的论诗也是在春秋时代用诗的大背景进行的。     

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子不语》的作者命名与时代选择

袁枚的《子不语》从袁氏自刻本到清末刊本均标名为《新齐谐》,但从民国至今却均以《子不语》为名.据袁枚序云因元人有同名之书而改,但文献资料至今无确切依据.据袁枚之诗推测,他或曾欲以《续夷坚志》名其书,晚年仓促刊行时因元好问有《续夷坚志》一书而再改为《新齐谐》.上举三种书名均袭用了古代神怪的典故,当与《聊斋志异》高珩序有关.事实上,“子不语”一名并未被袁枚完全摒弃,它在袁氏自刻本的版心中仍被保留着.而后世的接受重新为此书选择了“子不语”之名,是因为这个命名既新颖别致、辨识度高,也符合袁枚为文的风格;既以“语”为体制性后缀与此书文体相适应,也更能概括此书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