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论契约的人性基础及和谐价值

性恶论认为，人不是完美的，即人性是存在缺陷的，有不足之处。广义而言，契约属于社会历史文化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是对特权现象以及权力或者权利滥用的一种规制。人性恶虽然是对人性的一种形而上思考，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法治理念和契约制度的发展与人性恶的价值判断存在着逻辑上的关系。契约蕴含着自由、平等、合作、协调、诚信等和谐理念，契约及其内含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理论逻辑在于以国家整体法治为最终归宿,以地方数字法治探索为切入口,在注重地方试错和经验积累的同时,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作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从中央和地方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中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及其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出发,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治理需求的数字法治格局。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授予的地方法治创设权,中央对地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的授权与激励,以及部分省份"先行先试"的数字法治建设经验积累为该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地方法治试验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数字经济的这种经验性法治路径也面临地方数字法治边界扩张、地方数据保护主义、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等的挑战,需要以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全国统一市场目标,以及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等为限度,以此克服数字经济地方法治试验中的弊病,发挥其优势。     

论法治进程中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对政府治理国家的方式也提出了挑战,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够较好地弥补国家治理的不足。本文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人的需求和法治政府的需要来分析非政府组织在法治进程中存在的必要性。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法、法治、法治政府范畴的广义性简析

一般狭义把法理解为一套冷冰冰的规则、准则集合,这只理解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文明方面,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价值、法的精神及相关的理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一般狭义把法治理解为“依法办事”等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主治”等社会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法治。一般狭义把法治政府理解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形式上的法治政府,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的统治或法的治理状态等实质上的法治政府。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广义理解,对于把握法治政府的真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契约文明视野下的法治政府建设

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正是契约维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国家或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民部分授权,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因此法治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正当程序的政府和责任的政府.为了使政府不偏离人民的授权,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论包容性发展的政治建设视野

促进和推进包容性发展需要发挥政治建设系统的特殊作用和选择动态稳定的政治建设形式.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首先表现为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与法治建设发展路径相近、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法治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外在保障.包容性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包括政治参与的包容、政治群体的包容、政治差异的包容.包容性发展的内容体系在政治建设层面其次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通过推动体制的包容,增强政府行政能力,以建设责任型政府、效率型政府和法制型政府.通过实现治理的包容,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以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样化,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支撑.     

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设

契约文明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维持着复杂多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现代法律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契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程度标志着法治的健全程度。法治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正当程序的政府和责任的政府,同时有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对政府的施政活动加以法律监督。     

风险治理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法治研究

在公共卫生领域,预警制度承载着危机预防与控制职能,是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危机预警的作用机理包括预防式治理、集中式治理、数目化治理、多手段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与蔓延。基于法治理念、法治结构、法治技术的三元分析框架,能够为危机预警的法治完善提供助益。在法治理念层面,应当确立风险预防理念的指导地位,提高预警程序效率并且实现全周期覆盖;在法治结构层面,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功能,构建多元信息渠道以及信息互动、反馈机制;在法治技术层面,在信息平台建设、决策标准构建、预防观念塑造等多个方面投入制度资源,实现预警技术的规范化与可操作性。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论行政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只有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府法治建设。政府要树立为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要依法行政，建立完善的行政权力监控体系。     

苦难的美学意蕴——魏晋风度的中国式美学反思

对苦难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意味着个体的自觉与自由,苦难的形上意义也因此与美学相关联。魏晋南北朝个体苦难意识得以生成,苦难意识从＂类＂的政治、伦理向度向＂个体＂意义向度的裂变,使美学能够真正面对生命个体,实现了中国美学史上极为璀璨与光辉的一页。然而,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美学路径,随着封建帝国的大一统而出现了断裂,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我们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有必要正视美学的各种可能向度,还美学以真正的美学魅力。     

和谐社会视角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是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律信仰、强化程序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立法质量、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严格行政执法,必须端正行政执法观念、转变行政执法职能、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是完善监督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     

德法并举的社会控制新论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施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首选的治国方略。然而,人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却又弱化了道德对社会的引导调节作用。加之,新的社会道德体系还未充分建立起来,使得道德对社会的引导调节功能弱化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德法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期在当前大力实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强化道德对社会的调节和引导作用,加速新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     

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现代化

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中国传统法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自汉确立以来,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萦绕在中华民族法意识、法心理深处。清末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中国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追求,然而法律现代化之路艰难曲折。脱离中国法传统及中国社会现状,法律现代化难以实现。     

试论当前行政执法的重构

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中,无论是在适用法律上,还是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有着诸多问题。要转变行政机关的执法理念,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必须确保合法行政、合理行政和程序正当。     

论可持续发展观对法律价值的完善——兼论法治的回应性重构

随着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逐渐恶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并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在依法治国背景下,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切实解决好可持续发展与法律的关系。法律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纳入其价值体系,可持续发展价值也只有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中才能获得现实意义。     

论行政法对民法精神之借鉴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建立"公共服务"的法律理念,并通过"平等协商",达到"利益平衡",更顺乎民意。这一嬗变可以通过行政法对民法精神之借鉴来实现,这样才能实现行政权进入私权领域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