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审视下土家族哲学研究的思考

从现代性的角度理解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文化得到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化审视下的土家族哲学研究与发展要注意：一要有宏大的视野;二要对土家族哲学的作用做实事求是的估价;三要对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四就是＂塑造＂与相对主义的问题.     

吉登斯的全球化观

英国学者吉登斯从剖析现代性入手,阐明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观点,提供了一种独到的思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着眼于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这种扩展形成了现代性的维度和全球化的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吉登斯对全球化的思考很有价值,但他对"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性等有所忽略。     

由“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对儒学当代境况的一种展望

由于现代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说,儒家与现代化常常处在一种紧张、冲突的关系状态中。而要化解这些问题,较好地处理＂儒家与现代化＂这一关系论说,我们必须跳开现代性的＂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从一种＂多元现代性＂的立场对儒家在未来的境况做出展望。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当代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既彰显了现代性之困境,又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自由主义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它自身蕴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社群主义站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试图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正是扬弃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平等、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积极的理论样式。     

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

吉登斯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认为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仍然处于现代性阶段。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互作用,导致了风险危机、道德危机、生存性焦虑和生态危机等严重后果。     

＂守望家园＂与＂俯瞰苍生＂--梁启超、王国维小说视角比较

＂国家＂、＂民族＂是梁启超＂新小说＂目光所及的终点,梁启超以＂守望家园＂的视角来审视小说,将小说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视角让小说担负了太多不属于小说的重任并最终压垮了小说。＂守望家园＂的视角显示了梁启超的现代性,只是这个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王国维的文学观摆脱了＂一时＂、＂一地＂、＂一国＂的束缚,而具有了＂天下＂的广阔视野。＂俯瞰苍生＂的视角使王国维得以高屋建瓴地洞察人生与小说,不给小说负载道德说教与社会救赎的重任,使得小说全面、真实地创造世界。＂俯瞰苍生＂的视角无疑具有反抗传统的现代性特质。从＂劝善惩恶＂到展示真实世界,显示了小说评论与创作的现代性历程。     

科学、民主精神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转型

近代文化的转型有赖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而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科学、民主知识的输入与科学、民主精神的培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科学精神是伴随科学知识谱系的产生与传播而在具有一定科学知识水平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明素养及人格气质。民主精神的产生源于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精神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主要内涵,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真正具有全球化视野与＂现代性＂品质的文化群体。     

现代性视域中的“犹太人问题”——论青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青年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现代性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现代性的政治革命使人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同一性逻辑＂却遭到犹太人这个异己因素活生生的否定,从而也暴露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伪特征。青年马克思通过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等范畴,洞察到了现代性解放逻辑的限度及悖论。他批判现代性的自由观,并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他以独特的思维逻辑,开辟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路向。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解读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具有断裂性、全球化、双重性等特点。吉登斯独创的将四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与军事力量贯穿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构想中,并且进一步探讨了隐藏在制度之维背后的动力来源,使人们在理解现代性理论上深受启发。     

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后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成为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维度。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人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高度发展的现代性。文化全球化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全球性扩张的后果。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文化呈现出"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并存的文化图景。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所拥有的共同生活体验越来越多,形成了以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为核心的单一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文化体验在彰显自身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求与现代性文化诉求相融合的方面,并主动把符合现代性文化诉求的文化理念融入到单一化的文化发展模式中。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群像"

吉登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在吉登斯那里,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与军事力量是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而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监控是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高度全球化衍生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现代性扩张的后果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而走出风险社会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导向性策略是消除贫困、恢复环境、反对专权以及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武力与暴力。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现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中国观——兼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中国观饱含着工业现代性的品质。这种现代性体现在他理性地认识西方侵华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从全球化的视角研判中国的发展趋势,希望中国早日主动开放;从社会性的维度探讨近代中国落后的内部原因;从科学性的维度批判太平天国的恐怖战术,希望中国民众摆脱封建迷信等。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性是90年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据之一。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以中国的现代性为视角

虽然就流行时序而言,"现代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后,但是现代性研究已经将现代化、全球化诸概念包含于自身.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全球化,乃是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自康有为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中国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按照自己的人文理想来安排世界秩序的传统,同时又在对"世界文学"的追求中对传统资源作出创造性的发展.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悖论,包括西方人文主义本身的分裂和变动,最迫切的任务是沿着20世纪中国仁人志士和学界前贤所开拓的道路,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中国化的现代人文学术.     

全球化大叙事:批判与超越——全球化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后现代主义范式对于全球化研究有着独到的视角和方法。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考察,全球化可以作为一个"文本"加以解读。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可以揭示全球化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消解全球化传统文本的中心论思维;通过进一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可以对全球化的现代性和普遍主义进行批判,"摧毁"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内在逻辑基础;在对全球化传统文本彻底解构的基础上,新文本的重构成为必要,而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全球意识和超越普遍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为全球化文本的重构开辟了道路。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发展与风险:现代性的两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述析

风险社会理论深刻地揭露了现代性的＂两歧＂：现代性的后果引起了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倾向——发展与风险。换言之,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反对自身、对抗自身、消解自身的社会风险因素,并且这两种倾向都来自于同一原因。由于原因相同,在现代性的两歧之中,两种对立倾向是共生的、不可根除的,现代性的扩张同样引起社会风险性的扩张。因此,现代性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两歧性揭示了现代性的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矛盾方面,这就不是对现代性进行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取向,从而为我们辩证地审视现代性的后果及其与社会风险根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确立合理解决社会风险问题的科学风险观。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将全球和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我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既有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也更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悖论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强调,又是采用统一的模式,因而造就了文化差异中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地方面临现代性时,对自我文化的重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也必然强化着地方认同和族群身份。现代性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族文化面临现代性时,既需要积极迎接全球文化,避免部落主义;同时也根据地方独特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使地方话语获得全球性意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