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汉乐的两个问题

一、汉乐"三品说" <后汉书·礼仪中>注引蔡邕<礼乐志>日:"汉乐四品:一日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日周颂雅乐,典辟雍、乡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日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日‘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     

魏晋南北朝鼓吹的种类、功用和特征

鼓吹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军乐。魏晋南北朝时鼓吹可分为短箫铙歌、黄门鼓吹、骑吹和曲盖鼓吹四种;这一时期是鼓吹发展、兴盛时期,也是其开始制度化并成熟时期,鼓吹主要在军事及其相关活动方面发挥着更多的作用,并随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鼓吹曲的传播与齐梁时代鼓吹曲辞的创作

鼓吹经历了民间音乐、宫廷俗乐、雅乐鼓吹的变迁,形成了?歌俗乐鼓吹和朝廷雅乐鼓吹两个音乐系统.雅乐鼓吹经由乐府机构传承、乐人的音乐活动、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以及乐语的记录特点等增加了鼓吹传播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传播效果.?歌俗乐鼓吹通过给踢方式流向民间,留存数量多,传播范围广,是齐梁鼓吹曲辞创作的主要音乐背景.齐梁鼓吹曲辞的创作在乐府史上具有新变意义.     

早期道教"文"的阐释的多维视角--《老子想尔注》的邪文观

<老子想尔注>追求早期道教在传道语体上的质朴自然文风,严肃批判汉儒五经章句之学的奢丽华靡,对道教自身存在的邪道伪技也敢于"操戈"批判,构成其"邪文"观的独特内容,是早期道教文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对六朝文学理论影响颇大.     

《宋书&#183;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自古及今百年瞬间季节更替——《儒林外史》叙事时间的三个维度

<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颇具特色.本文主要从自古及今、百年瞬间、季节更替三个维度论述<儒林外史>的叙事时间.<儒林外史>中多次运用"自古及今",体现了古今同一的循环时间观;"百年"与"瞬间"的两极性时空操作,"给中国古典小说文体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季节的更替则体现着人生经验的起落沉浮和芸芸众生的荣枯盛衰.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发现,<儒林外史>在叙事时间方面既积极吸收传统古典小说的优秀成果,同时又有所超越,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

一 "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显然首推<东方红>.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一首情歌小调),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家里留下小妹妹."随后,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移民歌>是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的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     

唐释德诚《船子和尚拨棹歌》考论

德诚禅师为唐代著名禅僧,宗风峻烈,屡为世人称道.但世人鲜知德诚生平,更不知他是唐诗人、词人;其诗词共39首,总日<船子和尚拨棹歌>,是唐词中弥足珍贵的资料,今有元刻本及明、清重刻本.<拨棹歌>中诸渔父词常提及"钓鱼",实则暗含有"求道"和"求徒"两意.德诚身后,<拨棹歌>屡被后人称及,引起僧俗两界的颂赞之风.     

汉乐府《东门行》的读法新证

汉乐府<东门行>中"今非咄行"四字,现在通常的读法是:"今非!咄!行!"在当时,这种读法不仅很难演唱,而且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萧涤非先生坚持黄节先生的读法,认为读为一句,文从字顺,比较圆通,也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今考古诗文,确证这一读法可以成立:"咄行",是"咄嗟行"的省文,乃一复词,不能拆开来讲;"今非"二字必须下文连读;"非"解作"若非",是假设词."今非咄行,吾去为迟"是古汉语常见的假设句.     

孔子"序"《易传》五篇考辨

<史记>有孔子"序"<易传>五篇的记载,但是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关键问题,传统易学家和现代学者的解说都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如果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澄清孔子的易学思想本真和梳理<易传>各篇内容入手,可以另辟蹊径说明孔子"序"<传>的准确含义.因为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在孔子之前已经广泛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所以就历史事实而言,所谓"序"字含有三重含义:整理;讲述;肇绪.只有在"序"字的这三重含义上,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信记载.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

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与南洋交通线上的名都。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邪"有特殊的表现。"琅邪"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据说南海有移用"琅邪"地名的情形。如果此说确实,则指示了当时海上航路开拓的路径,应当看作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纪念。     

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

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