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透视

利用调查数据,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进行构成分析,并从城乡、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等方面对其生育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54个,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挑战.     

大城市“80后”群体生育意愿现状及差异分析——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利用上海市静安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资料,描述了大城市"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现状,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育的目的、时间、数量、性别偏好四个维度分析了该群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大城市"80后"青年群体之间在生育目的和生育时间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而在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偏好方面则存在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是导致其生育意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乡镇人口生育意愿现状——以菏泽市乡镇人口为例

根据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该市乡镇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调查结果表明:菏泽市乡镇人口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54,低于更替水平;性别偏好不明显;意愿结婚和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也发生了转变.据此提出:国家应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权益、家庭保障间平衡统筹,进行适当调整.     

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文章从意愿生育子女数、意愿子女性别、意愿生育年龄等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了不同代际(60后、70后、80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性别选择更趋向无偏好化.新型生育文化及观念在我国发达的农村地区已成现实,这些事实对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常州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

基于调查研究数据,对常州市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和预期初育年龄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理想子女数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常州市育龄人群不存在明显的生育性别偏好,少生晚生已成为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

根据“宜昌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意愿与行为研究”专题调研获得的有关数据 ,讨论分析了该市农村独女户家庭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构成 ,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时间与间隔、优生等方面的意愿、态度、知识与行为的变化 ,以及在生育上将家庭幸福和对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的开明、进步思想。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文明进步方向转变     

当前生育政策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近10 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查了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三类个人因素对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在第一阶段(由没有生育意愿到意愿生育1个孩子),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已有孩子情况及心理健康等人口和健康状况因素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在第二阶段(由意愿生育1个孩子到意愿生育2个或以上孩子),年龄、民族、户口、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已有孩子情况、收入、住房面积、心理健康等人口、经济和健康三类个人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在人口特征不易改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提高居民收入或设置生育补贴、保障居民住房面积等是未来促进居民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意愿的三个政策方向.     

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中日两国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比较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现有资料,分析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意愿与行为的差距及部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约十年前,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都高于现实的总和生育率,且日本妇女期望子女数远大于其现实的生育水平。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别、闲暇时间、本人兄弟姐妹数量对两国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是动态的,与个体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相关。在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了解真实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掌握两者差距的特点,才能够准确预测生育水平,制定有效的人口发展政策。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当代研究生生育观调查——以南开大学为例

为了解当代研究生生育观的一般状况,对南开大学在校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研究生愿意生育、没有性别偏好、理想子女数目是2个、初育年龄在26～35岁之间,生育间隔期望是3～4年、对孩子素质的期望是全方位的.总体上看,研究生的生育观呈现出现代性特征,更重视孩子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对个人自我发展和家庭生活幸福的精神价值,同时又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的某些影响.     

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生男偏好研究

我国出生性别比一直偏离国际正常水平,这主要是由性别偏好造成的。目前,“重男轻女”的观念在生育意愿中仍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笔者通过对8位农村妇女的访谈,发现农村地区仍存在比较严重的生男偏好;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出发,发现客观的生育场域制约农村生男偏好,主观的生育惯习影响农村生男偏好。     

中国当代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析——以江苏6县市调查为例

利用＂江苏省6县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文化（观念）——描述和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来,我国当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逐步减少,男孩偏好也趋于减弱。研究还发现,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城乡二元化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程度正在逐步减小,而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