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经学与法律

作为两汉封建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经学，对汉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导致“大德小刑”论盛行，并成为我国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文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使先秦时的“德刑时令说”得以发展，并对汉代及后代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影响。经学的独尊造成儒家经典的法典化，它不仅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变成直接用来决案断狱的法条。经学维护等级制度，促使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形成“出礼入刑”的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勃兴，使注经成为时尚，由注经发展到注律，便在汉代产生了律学。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体系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非常丰富,涵盖立法、司法、守法、法学研究、培养法律人才等诸多方面,而人民司法思想则不仅是其法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集中体现和本质表述。董必武的一系列政治法律论述,折射出了“人民司法保障人民权利”、“人民司法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司法思想,并已形成一个逻辑的理论体系;其中人民主权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基石,形式正义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核心,法律权威论是人民司法思想的理论目标。在当代中国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研究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对于推进司法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毛泽东“人民本位”的法律观、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思想和从严治“官”、反对特权、平等适用法律的思想是对“民为国本”、“道德教化”、“刑过不避大臣”等优秀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董仲舒法律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对此前各种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其以春秋公羊说为根基,以“天人合一”的神权法、“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大一统”的时代需求为核心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重其志”“首邪不待成”“爱惜民利”“调均”“无讼”“春秋决狱”等主张。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层面借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借鉴其“调均”和仁而爱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鉴其“大一统”观念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借鉴其“天人合一”观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立法司法层面可从注重判例指导作用、无讼慎刑、减少社会对抗、强化犯罪预防等方面吸收其合理价值。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的方略是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农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的农业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他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思想、“农民物质利益”的思想,就是他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养料的基础上,不断地去粗取精、继承超越而发展起来的,使毛泽东的农业思想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坚实的科学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论析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二者根本方向归一、现实基础一致、基本规律趋同、思想本质同一。根本方向上,世界历史是逐渐走向“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两者皆依赖各主体间的普遍交往和生产力的有效发展;基本规律上,“命运共同体”是沿着客观历史整体发展规律所规定的正确方向所正在构建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世界历史理论新篇章,“同一性”是二者关系层面的本质属性。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厘清二者现实关系,对抵制反“共同体”思潮、澄清和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合法性与科学性、引导世界人民自觉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形成正确历史信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双层意蕴

在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解读中,多数学者认为荀子是主张天人分途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有它的双层意蕴:在道德层面上,天德即人德,是天人合一的;在治理的层面上,治乱的根本在人不在天,又是天人相分的。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荀子为天赋与道德的属性,一方面是为他的人德建立一个形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荀子的天人观已经摆脱了"天尊人卑"和"君命天授"的传统观念,建立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天人观。天人相分使天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决定权,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国家的治乱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人,天和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必须是分开的。     

论汉代的“杂治”

两汉时期的"杂治"制度是一种官员集体审判案件机制,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皇亲国戚及国家的高级官吏,参与"杂治"官员的身份较为复杂,一般会随着审理案件的不同有所变化。"杂治"的启动和最终审判权始终属于皇帝,这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杂治"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慎刑观念,是慎刑观念在汉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韩国民事强制执行机关的设置

韩国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采取的是二元制结构,执行官只涉及实施问题的民事案件的执行,执行法院的执行工作主要由司法补佐官负责,法官对于司法补佐官的执行行为的妥当性做出判断,监督司法补佐官和执行官的执行工作.韩国的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遵循着审判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民事执行机关既不隶属于司法机关,也不隶属于行政机关,执行的实施遵循职权主义原则,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规范,选任条件严格.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生生不息之天道作为万物生存的宇宙本体论基础,由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道德主体来彰显并实现天道天德,以期实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万物和谐的人生旨归。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水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水资源是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依法治水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当前亟须加强流域立法及水权制度建设。加强水行政执法力度,规范水资源利用行为,是依法治水的重要环节。重视水资源司法保护,有效惩治水资源违法犯罪行为,提高公众水资源参与意识,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