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政府决策风险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决策风险的主要原因,同是政府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也是造成决策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处置群体性事件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和政府决策风险成反比。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是决定处置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风险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如何增强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是政府职能部门控制群体性事件决策风险的基本途径。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生发隐含多种因素,在政府层面主要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等项目决策失误甚至存在消极腐败现象,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有法不依,沟通协调不力;在媒体层面主要有：信息披露不及时、失真,或成为政府简单的“传声筒”;在当事群体层面则为群众怀有各种复杂心理和动机。因此,政府部门应以人为本、民主科学决策,主动与其他机构和组织协调合作,与当事群体充分沟通并回应其诉求,依法及时、公正公开处置事件,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引导作用,客观、及时地报道事件,从而将群体性事件消除于潜伏期或将其损失减至最小。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基于扎根理论的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厦门PX事件这一典型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政府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压制了民众的环境利益所导致的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事件经历了由政府与民众的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民众行动的利益性目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理性沟通平台的构建促进了这种转变。总结出了预防和应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几点启示。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建设 ——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为例

公共决策贯穿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关系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缺失,导致公共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不足,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引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事件,分析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自媒体时代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机结构与风险防控研究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5所高校的1200余名大学生为调研对象,围绕当代青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动机结构和风险防控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年通常以"非高投入参与者"的角色身份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之中,缺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了解却又认可其强大影响力,同时对社会热点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受内部动机和外部诱因共同驱使,其中外部诱因包括群众表达诉求渠道的缺乏、网络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网络平台运营商的炒作和放纵等。青年网民自媒体社交素养和自媒体"主人翁"精神的缺乏是当代青年无序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部动机。基于此,本文从政府、青年、自媒体和媒体平台四种力量的互动博弈出发,为探索构建多样化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控体系提出合理化参考建议。     

民间组织在群体性事件处理中的作用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危机高发期,群体性事件也频频发生,如何处理好这些群体性事件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以及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在当前中国治理体系中,缺乏能有效解决这类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作为民间组织可以很好弥补政府在这些方面留下的空白,可以在处理这类群体性事件中和政府全力合作,起到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搭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平台、节省党和政府执政的政治成本的作用。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     

论政社关系视域下的治理现代化——基于4类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需要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以增加政府合法性和增强社会活力。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四类群体性事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关系格局只是宏观的概况,微观上则呈现为具有自主性、自利性和独立性的强势基层政府与弱势的社会,正是因为基层政府的强势,而引发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政社关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代化应从治理行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调解层次以及考核评估等五方面着手。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心态分析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其中尤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重要的是盲目从众、借机发泄、冷眼旁观、被迫依附、安全焦虑等不良社会心态是事件发生和演变的＂温床＂。本文在调研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力图解剖各种不良社会心态在＂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分析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从机制缺位和法治失范两方面揭示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诱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

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的立法、执法、司法3个阶段。指出立法阶段应避免易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立法;执法阶段宜形成重复博弈、重视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区分刚性或弹性需求来决定严格或宽松执法、增加群体性事件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司法阶段要发挥司法定纷止争的作用。旨在为群体性事件解决提供有益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法理思考

当前群体性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失当及纠正--以“南平医闹事件”的解决过程为例

医惠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协调解决医患冲突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政府行为不尽如人意。以“南平医闹事件”为例,分析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指出政府在解决医患;中突事件中存在角色失当行为,建议政府通过依法行政维护医疗秩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