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

慕容鲜卑及诸燕是五胡十六国历史上的重要民族及政权,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其从游牧部族走向创建中原政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中原模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与传统部落继承制的斗争。但是,这二种继承制度的斗争,其形式表现为并存还是部落继承制仅从观念上影响着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嫡长子继承制是否确立？这是澄清慕容氏继承制度的实质性问题,惜前人均未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已经在慕容氏创建中原王朝的过程中确立,只是在后燕末期的国难中被动摇、最终在退据龙城故地后复归,并不能以“始终存在两种继承制度的斗争”来简单地涵盖。     

天道与天命——慕容诸燕统治者的神学信仰

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在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政权呈现出对汉族文化学习与模仿的特点。从昌黎时代起慕容氏统治者开始逐步改变鲜卑族原始的信仰,转向两汉时期神化的儒学,运用祥瑞、符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政治相结合,为其政权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的。通过天象的解读,预言吉祥与灾难,用术数化解灾异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固统治。在诸燕统治者心中,借助儒学的神学思想,把自身塑造成顺天意的政权,才能得民心与争夺天下。故而,代表了天道与天命的儒家神学成为诸燕统治者崇尚的政治文化。     

从国家兴衰看前秦民族政策之得失

五胡十六国之际,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受秦汉以来"华夷之辨"民族观的影响,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前秦政权推出了独特的柔性民族政策,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前秦政权能够完成统一北方的功业,与其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密不可分。可是由于当时民族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这就注定了柔性民族政策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前秦民族政策一方面帮助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原,另一方面又注定了统一格局的不稳固性,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前秦政权最后的结局。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从盛乐到平城： 北魏王朝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转型

拓跋鲜卑经过盛乐时代一百四十余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塞外草原游牧政治特征为主、兼具一定多元政治文化色彩的政权。从盛乐迁都平城的前后十余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按照中原王朝政治文化模式建立了北魏王朝,完成了从塞外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从边疆属国政权到皇权国家的政治转型,加快了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东北乌桓鲜卑教育概说——慕容鲜卑教育的特色

历史发展到东晋(317—420年),中国东北地区鲜卑族各部落以慕容氏为盛,其渐渐统一了鲜卑族。由于两汉、三国、两晋时代鲜卑族逐渐开放,接受汉族人的一些进步文化教育,所以到慕容鲜卑时自然具备向中原学习的基础。慕容氏在政治上明确维护晋朝一统的思想,始终承认鲜卑地区是晋朝的一部分。其重用汉族贤人,使通朝廷,表白忠于朝廷的心     

民族政权构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所建民族政权在政权构成上深受胡汉融合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汉儒家文化作为建国的指导思想,遵循汉族的礼仪官制,以史为鉴,建设国家等方面。这种民族政权构成形式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夷夏观念的变化,二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

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规模迁徙並纷纷起来建立政权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前后曾出现过由两个汉族和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五凉政权。这就是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和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政权以及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五凉政权前后延续达一百六十年之久,期间,各政权辖境都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各民族的杂居错处以及胡汉政权的更替或共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它揭示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和胡汉各族的相互融合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里试就五凉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融合情况考述如下。     

东晋十六国南北大分裂的原因

造成东晋十六日时期南北大分裂的因素大致有：胡族政权的胡汉分治政策、频繁的战争、赋役苛重、强迁人口扩大了北方的分裂，北方胡族政权南下用兵的失败过成了北方再度的大分裂；东晋统治局面的长期维持及北伐的失败则延续了南北分裂，推迟了南北统一的时间。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

公元4至5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十六国的前期,即淝水之战以前,先后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主宰过中原地区。它们是羯族人建立的后赵,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和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建立这三个政权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前,其社会发展水平均远远落后于汉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能在内地站稳脚根,其统治者不得不适应汉族发达的封建经济而与汉族地主阶级结合,从而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因此,其统治政策也就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汉化的成分。不过,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所执行汉化政策程度各不相同,对待中原汉族人民的态度互有差异,其客观效果也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就此作一粗浅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的民族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兴起。与汉族史学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建立过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少数民族,其史学也取得了接近汉族先进水平的成绩。这种盛况,堪称史无前例。 秦汉时期,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已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长期建立过政权,但是,由于他们主要还是过着游牧生活,又远离中原,所以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史学。魏晋以后就不同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吐谷浑与唐蕃关系述论

民族战争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民族间的交往有时伴随着战争而进行着。民族征战一方面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又是族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起着某种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吐谷浑立国于唐若之间，是当时西北地区势力强盛的一个地方政权，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唐着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吐谷浑与唐若之间的关系多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研究吐谷浑与唐善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唐若关系以及西北民族关系史都会有所研益。公元3世纪末，游牧于“徒河清山”（今辽宁省锦西县一带）的鲜卑族慕容氏之后吐…     

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

胡汉分治是十六国时期政治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以往人们往往仅从概念上做出简单的结论,把它视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产物;这不仅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公正的。那么胡汉分治的内容如何,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否是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产物,在十六国史上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需要给予回答。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治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和同行。     

拓跋魏系李陵之后小考

鲜卑族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直到现在,鲜卑族的遗民,即锡伯族、还有八万六千余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北京、台北等省市自治区。拓跋鲜卑顾名思义原来是从鲜卑族分化出来的一个部落。因为古代有以部落为姓氏的习俗,所以也简称拓跋氏,即以拓跋为姓的氏族。一般地说,我们现代人总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拓跋魏王朝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毫不相干。但是清朝却有人持不同的说法:     

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

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后,二者在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方面的态度不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导致鲜卑族和汉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政治上败于西魏北周。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