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逐步复苏。抗战时期,后方保甲制度日趋完备,对战时征兵、征粮等工作皆有贡献。随着保甲的兴起,基层社会乡民与保甲之间常产生矛盾与纠纷,因征兵而产生的兵役纠纷则较为特殊。抗战时期四川南溪县的兵役诉讼档案正展现了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过程,也能反映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屡屡涉讼的保甲并非只是“恶”人,他们在多重压力下承担了较多基层政府之责任。同时,近代科层制虽已在基层政府建立,但相应之部门“权大责小”,作用有限。可见国家从上至下虽已具备近代化之政治体制,但基层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或变异。     

宋代乡村行政管理体制初论

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其表现形式在北宋初为乡里制,王安石变法后实行保甲制.乡里保甲制在宋代呈现为职役制.南渡以后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宋代乡里保甲制是继承历代乡里制度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具有其独特的统治职能、运转方式和政治作用.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

中国传统法制的基本特点是温情说教的礼与暴力强制的法在维护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和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前提下的有机结合、共同为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基层乡里社会,礼法合治思想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并始终贯穿于基层乡里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中,表现为礼法并用以广行教化,注重对基层社会的思想统治;法律强制推行什伍保甲,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宗法自治与国家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基层行政模式以及礼法并用的基层乡官课考方式等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对于教育视导工作的认识

一、教育视导的基本概念教育视导就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按照视导的原则和标准,使用教育科学的方法,对于教育行政工作和学校的组织领导、教导、总务、人事等工作,通过精密的观察、调查和考核,进而做出审慎的分析和评定,指出成绩和缺点,作出明确的指示和热情的辅导,并提出积极改进的意见,使教育与教学工作达到遵循规律、提高质量的目的.视导工作既是上级教育行政人员的职责,也是学校管理领导人员的职责.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述论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代王安石,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以维护封建统治。自宋以后,历代统治阶级都用它来作为强化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     

简论“新县制”下湖北的基层民意机关

国民政府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新县制标榜地方自治、还治于民,并且成立从县到乡镇保甲以及各户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上相配合,力图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湖北省也依照政府规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关,但是各级民意机关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议员选举还是议案以及民众意见的反映都未能达到其最初的目的,反而成为部分土豪劣绅为自身谋利益的合法机关。国民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助地方自治的目的几乎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论我国基层政府“诚信行政”的建设——一种基于行政文化视角的考量

在我国基层政府处与地方政府体系的最低层级。基层政府最直接面向地方居民,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最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和基层政府的服务于民意识的淡化,基层群众呼唤“诚信行政”的建设。基层政府能否认识到自身职责的重要性,能否公正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惠及当地所以群众,能否充分反应民意、集中民智,能否维护居民的民主话语权和利益诉求权以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都体现了基层政府行政的效能,这也是“诚信行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的诚信建设不仅关系到当地群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关系着我国行政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在和谐社会下,探讨我国基层政府的诚信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我国行政文化对基层政府“诚信行政”建设的制约1、“官本位”的行政文化使得基层政府缺乏群众支持中国两千多年的经验和传统将崇拜权力意识和“官本位”的价值标准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支配着人民的行为选择。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这种“官本位”意识在一些基层政府领导思想中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往往把社会公众排出在行政活动之外,把行政过程“神秘化”。这种“官本位”的行政文化导致了多数基层行政官员缺少“服务精神”,造成了群...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变动——以浙江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确立及加强对基层政治的控制,对基层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对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构建和改革是其基层政治革新的重点所在。由于国家对乡村基层政治控制力的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这一时期行政变动最为明显地表现为区、乡镇与保甲三者之间地位的确立与性质,以及他们三者之间的互相关系。     

国家权力和乡村势力间的调适与冲突--抗战时期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透视

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的设立,是因应重庆国民政府抗战需求,最大限度统制乡村人力物力而实施的紧急性的省级社会动员。它是战时广东乡村保甲政策在黄冈乡具体而微的体现。讨论示范乡工作的成败得失,将为战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政策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层政府管理中的执行困境及其治理——基于新时代背景下

基层政府执行力与工作效率息息相关,也是政府形象的一种“内在体现”,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政策方针的重要执行主体,其执行力将会直接影响政府的治理工作水平。目前,中国基层政府面对的治理工作环境展现出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对基层政府执行力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时代进步及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中国基层政府应当逐步强化执行力,以此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为人民提供高质量服务,而采取何种方式才可以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管理中的执行力已成为基层政府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基于此,本文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围绕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管理中的执行困境展开了深入探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旨在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执行力。     

行政管理模式：“入世”的重大变革与调适

WTO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来自体制,它要用自己的法规原则来约束成员政府的行政效能,规范实施行政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手段,更新一国条件下的行政机制,多层面促使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发生变革.“入世”后行政管理模式,必须积极采取相应的调适对策,明确“政府角色”的工作定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无限政府”的行为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规范的政务公开制度,进一步推进政府行为公开化,大力提高公务员素质和技能,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方式.     

民国时期湘赣边界保甲制度的实施及其效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1934-1945）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延至乡村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共。抗战爆发后,保甲体制进一步被强化,具有了军队化、警察化乃至特务化的性质,此时防共则成为其首要的中心任务。以湘赣边区的江西省万载县而言,保甲体制在动员和协调乡村社会力量,反对和防范共产党组织发展方面体现了明显的效果。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及其影响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在江西的推行经历了"剿共"、建设、抗战和全面内战四个时期,从推行、完善、进一步加强到最后崩溃历经了18年时间.保甲制度的推行对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基层维稳工作中增强政府回应的有效途径探析

政府回应是行政学领域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基层维稳工作中对增强政府回应能力方面做过许多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回应的积极性差、政府回应方式过于传统与单一、政府回应机制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对我国基层维稳工作中的政府回应加以强化,即确立公民本位的服务意识;不断丰富并创新基层政府回应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我国基层政府回应的法律、协商、监督以及评估与反馈机制。     

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执行碎片化”研究——以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管的权力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部视角,发现在基层行政权力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传统“碎片化政府”下的结构惯性、具有制度供给不足和单向依赖的依附性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权力执行中的配合,这使得本应互相配合统一使用的基层行政权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致使大量行政权力难以有效使用。受到权力执行碎片化影响,国家对单个部门资源投入的增加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只能导致内卷化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改进,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治的重建与整合——以黔东南地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黔东南地区,中共通过各级组织发动群众重组基层政权,废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打破了农村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乡村秩序,实现了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政治整合,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