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民国时期的军事教育

东南大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190 2～ 1937.7.7)的军事教育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军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下 ,三江、两江优等师范学堂时期 ,设有“兵式体操”科目 ,并一直延续至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后 ,军事教育开始从体育科目中脱离 ,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国立中央大学成立后 ,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西迁重庆前 ,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军事教育和军事管理模式 ,为后来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地学到地理学：竺可桢与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构建

竺可桢是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学科建制的关键人物。他于1913—1918年在哈佛大学研习地理学和气象学,归国后将哈佛地质学与地理学系的“双名词系科”移植于东南大学地学系,以“科学的地理学”改造传统地理,推动建立中国的新地学。然而地理学人才的匮乏阻碍了学科的成长,在1925年竺可桢离校后,地质学后来居上,主导了地学系,地理学在人员聘任、经费分配、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都受到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理学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治关切支持地理教育,推动中央大学地理学摆脱对历史学、地质学的附丽,寻求独立的学科建制。由于大学系科之争和地理学汇通文理的学科特征,地理系独立后在院属问题上又添波澜。竺可桢及其弟子熟悉欧美地理学的潮流和体制,坚持在理学院下建设独立的地理系,倡导融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新地学,中央大学地理系于1932年重回理学院。竺可桢对于东南大学地学系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科构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创立和成长。     

繁华落尽见真淳——’94中央大学海峡两岸三地校友联谊侧记

1994年十月,古城金陵迎来了中央大学海峡两岸的近200名历届校友。 中央大学的前身为1902年创建于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后又衍生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九所大陆高校。1968年,台湾“中央大学”正式成立。 联谊会上,校友们久别重逢,赤心坦陈。他们倡议加强大陆九所高等院校与台湾中大的联系和合作,办一所目前中国最有能力且最有实力、能与世界名流大学抗衡的联合性大学。 活动期间,我们摄下了不少有意义的画面。     

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1925-1929)

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京的国立大学迅猛发展,引发朝野各方如何处置国立大学的讨论.事实上,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的合并之举却深受政局变动的左右.奉系军政府改组北京的国立大学为"京师大学校",实为控制北方舆论和抵制南方国民党,开启了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之先河.二次北伐后,首都南迁,南京政府从全国通盘考量,先后将北平的国立大学改组成"中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区",体现当局借政治格局变动来整顿北平高等教育的努力.然而其派系纷争与门户之见引发北平学界系列风潮,使得北平国立大学合并的改革流于失败.北伐前后北京(平)国立大学合并风潮充分显示政治变动与教育变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建始末初考

“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建始末初考杨玉麟一、“国立西安图书馆”的筹备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地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在文化教育上也加强了统治，并采取了一些粉饰自己形象的措施。１９４７年前后，国民党...     

“2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本刊讯　 6月 1 5日上午 ,由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共同发起的“2 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榴园宾馆召开 ,来自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学者 3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卓君教授到会并讲了话。与会者回顾了 2 0世纪各文化流派的发展 ,并就 2 1世纪艺术学、文学与哲学、外国文学等世界文化的走向展开了深入而全面的研讨。历史上 ,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都是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后身 ,可谓同源同根。今天 ,三校的学术研究和主攻方向仍有许多共同点。此次 ,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赖泽涵教授亲自…     

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确立了仍打“国民党旗帜”,实行与国民党及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合作”的统战原则,并努力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政治领域的统战工作为南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军事领域内的统战虽有失误之处,但积极作用仍是主流。     

民国法科教育的奇峰——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

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法律学系。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组建法学院,含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活力绽放,加之首都政治中心的区位优势,法学院成立不久,就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的法政教师加盟,学生生源亦属优质。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学院随校西迁重庆,期间又增加了社会学系、边疆政治学系及法律学系司法组,陪都的虹吸效应,吸引众多法学名家前来任教。以法、政为主的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起步晚、起点高、学科全,师资队伍名家云集,教研成果丰硕,毕业学生优异,社会影响蜚声中外,形成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的奇峰。近代中国法科教育界素有“北朝阳、南东吴”之说,实际上,从1927—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法科教育成就位居全国大学之首,故“北朝阳、南东吴”之外,宜加上“中中央”。     

我校与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正>本刊讯7月22日上午,易红校长、浦跃朴副校长在榴园宾馆亲切会见了白俄罗斯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校长Baranava Natallia女士。双方签署了《东南大学与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关于合作建设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课堂执行协议》。宾主双方就两校在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合作建立孔子课堂的预算,合作方式等细节问题进     

许建良简介

<正>许建良,男,江苏宜兴人;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文学硕士、博士,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国立大阪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访问学者、日本国立东北大学高级     

宋教仁与民初国民党的建立

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活动家。他不仅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辛亥革命后,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革命伟人。宋教仁一生革命事迹很多,史学界已有很多论述。本文试就他与民初国民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建立是否“历史上的倒退”?对国民党建立后宋教仁的活动如何评价?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

施复亮是国共合作实现之前较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从1922年成为跨党党员起就开始接纳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他开始涉足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国民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革命前景的判断失误,他选择留在国民党继续奋斗。从此,他以大量的精力研究三民主义并形成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施复亮“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复活“革命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以挽救中国革命为最高宗旨,寄托着施复亮探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全部希望。     

试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及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特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农村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内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有时又单指邓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政党和政治团体。 1921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独自举起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亦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蒙骗中清醒过来,积极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寻求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南京大学

百年南大的命运,始终和国家的存亡兴衰紧紧相连;百年南大的历史,也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她的前身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此后的南高师和东南大学则走在我国高等学校现代化的前列。中央大学不仅是“民国最高学府”,而且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学校的另一源头金陵大学在沟通中西文化、创建现代学科方面,成就卓著。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学在探索有中国特点的高等教育模式、影响国家重大决策、促进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并参与竞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公办民助”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思想的首创及影响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南方学术重镇,与郭秉文等人提出并践行"公办民助"思想具有极大的关联性.民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办学者的思想认识以及北洋政府的制度倡导,促进了"公办民助"思想的生成,其在大学筹建、董事会治校、社会服务、兴建设施等方面的有效运用,推动了国立东南大学的迅速崛起."公办民助"思想的生成及运用,是近代中国国立大学的首创之举,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深远的价值影响.回溯百年名校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和坚忍执着的开创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大学走开放、创新的办学之路,仍然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群星璀璨的南京民国学术大师（四）

吕凤子，原名浚，字凤子，江苏丹阳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教育家。1886年生于江苏丹阳，1959年卒于苏州。15岁即中秀才，有“江南才子”之称，21岁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24岁毕业留在两江师范附中任教，1912年在丹阳创办正则女校，开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之先河。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上海美专、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艺专、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等。     

国民党与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在关联性探析

“《中华民国宪法》”具有较高的调试弹性,使台湾的政治转型存在“回归宪政”的制度选项,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体制肇源于“临时条款”而非“《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自身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完成政党转型,在失去执政权后能通过改造实现“体面再生”,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调适弹性。这些高度的调适弹性使得国民党面对改革呼声采主动推进而不是推延或镇压,加之两蒋时期国民党对台湾的经济贡献,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政党轮替后仍然保持政治集团动能的根本原因。     

《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

“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出现以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时代公论》社,对于当时讨论热烈的政治热点问题不断从学理上建言。该杂志鼓吹国民党一党独裁论,在宪政、民主与独裁、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等问题上,与北方的《独立评论》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就本质而言,这次论战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分化与重新组合,均表现出功利主义趋向。《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政治、学术文化的地缘与派分提供了新的注解。     

“止于至善”与郭秉文的教育理想实践

"止于至善",源于儒家经典《大学》,20世纪20年代被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郭秉文倡议作为校徽文字。郭秉文不仅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着力实践"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带领学校实现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理想,而且为探索中国大学之道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东南大学重新更定"止于至善"校训,不仅再次展现了郭秉文校长的深谋远虑和文化眼光,而且对东南大学继承优秀教育文化传统于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