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论“义”与“感情”——两种婚姻一般条件的比较分析

“义”与“感情”分别作为婚姻的一般条件利弊互见。“义”较之于“感情”，在对婚姻本质的揭示上，更准确、客观一些。并且，“义绝”之“义”有效实现了婚姻制度与整个法律体系的贯通和协调，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立法价值。将“义”与“感情”作比较，不是试图从立法上用“义”来取代“感情”，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立法者，必须正视和尊重法律科学的规律性，以此来改进我们的立法。     

《说文通训定声》“别义”研究

】《说文通训定声》是第一部对词义做全面探究的专著,朱骏声在书中明确提出“别义”概念,将“别义”和“引申义”“假借义”并列起来作为独立的义类进行说解并且使之系统化。朱骏声所界定的“别义：’义项的性质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词义系统内部的混乱。朱书“别义”有的属于连绵词的意义,有的与本义实为同一义项,有的实为同形字的意义,有的实为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等等。     

孔、孟、荀义利思想的承接与流变

孔、孟、荀三者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义利观总的倾向大体相同 ,但在承接发展中也有变化 ,特别是对“义”的阐发上 ,三者间有明显的区别 ,孔子强调的是“仁礼而义” ,孟子提倡发挥“善端之义” ,荀子则要求人们“隆礼贵义”。本文即从“义”入手 ,剖析孔、孟、荀三者义利观的发展变化。     

二十世纪“龙学”的经典之作——论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先生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龙义证》一书集成了《文心雕龙》的校注成果,不仅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无出其右者.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以集解汇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龙》的本义,以证得对《文心雕龙》原文的确解,从而完成了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成为百年“龙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在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周易》古义考

《周易》“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 ,而“古义”突出的则是阴阳灾变思想。《易》之“古义”由来已久 ,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由于“今义”被定为官学正统 ,“古义”便逐渐衰微 ,而鲜为世人所知。本文利用新的出土文献 ,对《易》之“古义”的由来与演变进行了辨明和稽考。作者指出 ,西汉以孟、京为代表的“卦气说”当属《周易》古义。西汉“《易》十三家”中 ,起码有八家尚传古义。文章据《淮南子》中的有关资料 ,对帛书《易传》中一直未有确解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做出了详细考辨 ,并得出《淮南子》保存有大量《周易》古义资料的结论。作者还依“卦气说”对《淮南子》中先儒一直未明的“八主风 ,风主虫”说做出了新的解读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

比较中西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治学的重要途径和革新思想的重要源泉,但其间格义附会的流弊甚多。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切中学术思想界的时弊,指示法国学派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的一般法则。后来虽有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似与陈寅恪所说不尽相符,实则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     

上古时称大采、小采命名之义初探

殷卜辞中使用过的时间术语-大采、小采,大约在战国末至汉代以前失传了。因此,后人长期不得其解,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鉴于古文献中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十分稀罕,本文首先通过逐一考察自古及今有关的各种解说,梳理出问题之脉络与症结;进而,运用文化语言学的阐释方法,对诸如本义采摘、采集的“采”为何被用作了时间术语?大采、小采相对时序位置后面蕴藏着什么样的自然背景和人文习俗等问题逐层予以探索和考证,初步揭示了大采、小采作为时称的“命名之义”。     

自空他亦空——宗喀巴对“他空”见的批判

“他空”见是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主要哲学见解。但在宗喀巴看来,根本没有“自空”与“他空”的分别,因为他性于他亦是自性,所以不仅自性空他性亦空,即“自空他亦空”（毕竟空）才是佛陀之究竟了义说。宗喀巴认为,觉囊派将佛陀在第三转法轮时所宣说的权便义即常恒坚固不变之如来藏等胜义有,误认为是如来如实言而判为究竟了义说,实质上是于性空之空执为谛实或见为实事,是遮破太狭,故必堕常边。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诉讼证据信息浅说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任何诉讼案件必须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只有查清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要查清事实真相,关键在于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证明活动。因此,有关证据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证据理论的探讨,远者不说,从边沁一八二七年的《司法证据原理》一书算起,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截至目前,研究的范围,从司法实践到法律制度;从法官的判决到抽象的     

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

林希逸是南宋庄学家，有《庄子口义》十卷，此书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环境、思想学术背景的变化，因而他解庄采取了与郭象、成玄英完全不同的解释视域与解释策略，使《庄子口义》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他也继郭象、成玄英之后成为《庄子》阐释史上的又一重镇。林希逸开创了《庄子》阐释史上“以儒解庄”的传统，南宋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他正宗的儒家学术渊源以及理学家的身份，都促使他从儒家角度解释《庄子》。     

А.А.彼得洛夫关于王充哲学思想的研究

王充的学说,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中唯一保存下来的“论衡”一书,乃是祖国极可宝贵的哲学遣产。苏联已故汉学家A.A.彼得洛夫在“王充”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了王充的哲学学说。正如杨与顾在该书的序文中所指出的,“这一著作,以一切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表明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起的杰出作用。”     

论宗教成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方向的可能——唐君毅对“现代性”问题调适的一个尝试

面对“花果飘零”的悲剧性现实和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向格义”成为唐君毅阐释自己学说的无奈之举.他从儒学的“教化”之义中拈出“人文主义”以契合于现代社会,从而为中华文化面向现代找到“灵根自植”的药引.儒学的宗教性集合了西学体系下道德、宗教与人文的理论品质,能够协调人类在超越性与现实性方面的需求.因而,唐君毅将“宗教”视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的方向,并将“三祭”概念作为切入点加以阐释,明显具有“神道设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