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     

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

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变动与当地蛮族关系密切。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剧增,是隋末的三倍还多。这种变动从政区沿革来看,在于梁代设置、隋代撤废的政区有许多被唐代继承。从政区增置的主要原因来看,在于当地蛮族势力的坐大和一批蛮族豪酋的崛起,他们被国家以创置政区的方式纳入统治范围。蛮族的崛起及国家在岭南增置政区始于梁代,唐廷继续按照"职因地奖"的原则对蛮族豪酋授官。这就是唐代岭南政区剧增与蛮族的关系。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

唐宋时期随着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了解的增多,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荒蛮"、神秘印象开始发生转变.一批士大夫通过深入西南地区物质生活的亲身体验,开始逐渐消除对西南地理环境的神秘恐怖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西南瘴气由恐惧转向不断探讨瘴疫的环境因素与致病机理;考察西南、岭南民族地理之风悄然兴起,对民族地区的服饰饮食文化由陌生到认同、对西南民歌音乐文化的喜爱与探究、传播等,都表明了内地文化人对西南、岭南民族地区地理文化观念的一些新变化.尽管并未根本改变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与宗主文化的优越感,但毕竟开始转变对西南边远地区"蛮夷"文化的态度,为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在内地与西南边远地区文化经济交流与民族团结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喜吃荔枝的绝世佳人。但是,正史中并未确载杨贵妃所嗜荔枝之贡地,以致自宋以降便出现了岭南和涪州两地之说。宋人苏东坡《荔枝叹》、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持涪州说,而元、明、清时期的地理志、野史笔记、荔枝谱记也多持此说。但是,唐人杜甫《病橘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则持岭南说。通过梳理和考辨史料,结合实地踏勘,认定涪州当为主要贡地,理由有三：一则唐时涪州盛产之荔枝并不亚于岭南;二则涪州至长安仅二千多里而岭南至长安则四、五千里,利于保鲜和节约开销;三则作为蜀人的杨玉环在成为玄宗宠妃后倍思家乡荔枝乃人之常情。当然,由于杨贵妃的侍宠和名相张九龄的宣扬,岭南亦有过贡献的尝试。     

试论《热河日记》对唐宋时期中国岭南的书写

《热河日记》是乾隆时期朝鲜李朝文人朴趾源赴清游历而创作的著名"燕行录"作品。《热河日记》对唐宋时期中国岭南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岭南是"故谪居地",尤其是与作者同为文人的唐宋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苏轼的贬谪之所;其次,宋亡于广东厓山之时涌现出了"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忠臣,作者对此深怀敬意;其三,作为其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个节点,安南在五代乱局中的独立开启了自宋至清越南作为中国藩属国身份的历史,而五代之后中国岭南的政治版图相应发生了变化。     

中央苏区县——南雄

南雄是一座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文化古城,素有"岭南首郡"之称、"岭南第一州"之誉。南雄又是一片充满革命精神的红色热土。从1925年起,至1949年9月解放时止,南雄的中共组织和革命斗争从未中断过。南雄人民高举革命红旗,坚持了24年的艰苦斗争,红旗始终不倒,     

试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汉语中,"命"有三种词义:一是命名、命令,即语言之命;二是生命;三是命运.每个人对"命"都无法逃避,从古至今,如何对待"命"始终是人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庄子对"命"有其卓越于世人的见解,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对"命"亦有深入的思考.从贾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超越命运之命三个方面来分析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从而探讨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     

明恩溥其人其书及其中国观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明恩溥以其《中国人气质》一书而占有独特的地位 ,他是第一个用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西方人 ,但是 ,明恩溥的中国观的基调是阴冷的 ,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气息     

唐太宗的个性和生命意识与其诗歌创作

家族血统、出身门第、早年的军旅生涯,以及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等因素塑造了唐太宗的个性,政坛上的腥风血雨和执政的艰辛等又形成了他强烈的畏惧"天谴"的生命意识。其独特的个性和生命意识决定了他诗歌中崭新的意象选择、"明雅志"的创作目的、"虑高危"的理性自觉、"节之于中和"的情志统一和儒、道、释思想交融的"自适"情怀。     

梁启超晚年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及困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晚年在对历史进化、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往往又陷入前后矛盾、困惑莫解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吸收西方文化的特点相联系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     

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三大心结

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有三大心结:国家安全心结、"赫鲁晓夫"心结、"独立王国"心结.国家安全心结促使他及早开始培养和锻炼接班人,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并且反对"秀才"接班."赫鲁晓夫"心结使他始终担心接班人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成为修正主义者."独立王国"心结使他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能真正放手,最终不得不在党的主席位置上"鞠躬尽瘁",而且无法避免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权力斗争.在研究毛泽东接班人问题时,这三大心结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因素.     

铁斯克和他的时代

记述了哈萨克阿勒班部落苏丹铁斯克的一生和当时的历史情况 ,反映了 19世纪下半叶 ,俄中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峙和中亚各部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陈布雷日记看其晚年心态

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普希金和《普加乔夫史》

1834年,普希金完成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向世人介绍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真实情况。该书为俄国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普加乔夫起义奠定了基础。普希金也因此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苏联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勃洛克和他的《十二个》

苏联现代诗人勃洛克,人们喜欢称之为“象征主义诗人”,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对于他的诗作《十二个》中出现的耶稣形象也众口一声:不正确,非革命,是勃洛克宗教救国思想的表现。其实,把勃洛克归入“受象征主义深刻影响的诗人”行列中去比较合适.《十二个》既然是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用了象征笔法。耶稣也是一个象征,它不等于宗教里的基督,而是“神圣的革命或革命的神圣”的意思,竟或说是革命领导者的象征。因而《十二个》是歌颂革命队伍的正确诗篇,不能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的理解有不正确的方面”。     

论厄普代克的悲剧和他的文学层次——以“兔子四部曲”为例

西方的文学传统中悲剧作品占主流地位,这源于《旧约》和古希腊的艺术传统。“厄普代克的悲剧”有双重意义:一是指厄普代克秉承了这一西方悲剧文学的创作传统而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他在“兔子四部曲”中就表现了长达四十年的美国式的悲剧生活。二是指他存在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即他违背了部分传统而在作品中出现了太多的性描写。这样,他的文学地位就被降低了一些,从而成为他自己的悲剧。因为在西方的文学世界里,作家的地位高低主要是由其作品的悲剧性描写及其道德层次的高低而确定的。     

通过用典看温庭筠其人其诗

温庭筠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典故是:谢安、司马相如、范蠡、陈后主、苏小小、严子陵、白莲社。从其所用典故可看出他的诗中既有个人身世的悲慨,也有对国事的关注,并非只有绮艳之作,其人也并非是无行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