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传统与道统--儒家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

在儒家文化中,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换言之,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纽结,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儒家的学术谱系与家族的血缘谱系之比较

在对道统论的缘起问题上,学术界一般认为,儒家道统是在应对佛教这一异端思想的挑战时才提出来的,它是王权政治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道统论产生的表面原因,而未把它放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宗法制社会背景下,从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有历程中分析其根本的原因.宗法制度下形成的谱牒现象渗透到了学术史中,产生了大批的道统著述.族谱和道统著述的相似性体现在二者的编纂意图和体例上.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

学界对朱子道统之论述,历来专注于《中庸章句序》中的“十六字心传”.其实,“十六字心传”虽为朱子道统说之主干,但并非唯一表述.朱子还明确提出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该“心法”在道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朱子道统说包含工夫与本体两翼,如何由心性工夫通达道体是朱子道统说的根本宗旨,“克复心法”于此恰有独特贡献,故朱子称其为“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克复心法”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它成为朱子批判整合儒学内部道统说之武器,也是朱子一生求仁体仁之工夫指针.孔颜授受作为儒家根本共识,具有普遍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它真正凸显了孔子对于道统的独特意义,见出孔子“贤于尧舜处”;也可最大程度消解儒学内部关于道统之分歧.重新审视几被忽略的朱子孔颜“克复心法”之说,对于把握儒学未来发展与当下实践皆有一定意义.     

唐代华严宗道统构建省思

学界一般认为,以杜顺为首的华严宗道统是唐中期以后逐步构建的。但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显示：杜顺的华严宗道统地位受到尊奉和推崇并不是唐中期突然出现的,而是此前即已获得承认和尊崇;换言之,自唐初的智俨开始,唐代华严宗即已开启了道统的自觉构建,经过几代华严宗人的持续努力,其道统构建最终在唐宋之际取得巨大成功。华严宗此一道统自觉史迹为学界重新审视中国佛教研究中的“宗派模式”问题不无裨益。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试析儒家"道统"的文化论证功能

“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被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真德秀的“道统”观

“道统”论作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得到广泛流传。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私淑朱子的重要理学家,一方面从“道”与“心法”等理论层面丰富了朱子、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也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子的“道统”传承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中道”“执中”“建中”等内容的强调,将国家“治道”也纳入到“道统”叙述之中,并在“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乎朱子的论述。所以,真德秀的“道统”观具有根源朱子、兼顾治道、多元并包的主要特点。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