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

“浙东学派”一词最早系为黄宗羲所使用,但其时意指“浙东王学”,后经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不断“构建”,逐步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谱系序列。而每一次的“构建”无不融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论中国现代尚力文艺思想

论中国现代尚力文艺思想王本朝（西南师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进程中蕴含生长着一般勃勃生机的尚力文艺思想，诸如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四力学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观念，郭沫若的“浪漫情力”精神，郑振铎的“血和泪”文学主张和胡风所倡扬的“主观战斗精...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灭国新法”: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

辛亥革命前十年，梁启超在言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生动的文风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局。在这其中，发表于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极为重要。梁启超在其中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支配非西方国家的手段，强调前者灭人之国往往不需要直接动用武力，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便可完成。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近代中国人更为全面地开眼看世界极有助益。也正是在剖析“灭国新法”的脉络下，梁启超提醒国人要注意帝国主义问题。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论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袁世凯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帝制自为，千百万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共和国体有倾覆的危险；正值“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入所不敢言”①之际，梁启超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杨度和梁启超关系叙略

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９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学者梁启超在上海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在京沪两地举行的梁启超追悼会上，悬挂的歌功颂德的挽联、悼诗数以千计，惟有杨度的挽联有些与众不同。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微妙之处。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同属于封建士大夫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两人对当时的中国历史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了解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历…     

论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及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的理论体系、编撰“书法”、创作实践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或存在误读。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得知,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     

对冯王郑薛历史定位的再审视

本 文 对 传 统 的 将 冯 王 郑 薛 划 分 为 早 期 改 良 派 的 观 点 提 出 异 议 ,在 重 新 分 析 了 冯 王 郑 薛 的 思 想 与 实 践 、并兼 与 洋 务 派 典 型 代 表 人 物 李 鸿 章 比 较 的 基 础 上 ,得 出“ 冯 王 郑 薛 与 李 鸿 章 都 具 有 背 离 或 突 破 洋 务 运 动 的思 想现 象,但却 没 有背 离或 突 破 洋 务运 动 的 实 践 实 质 ,因 而 应 当 共 同 归 属 于 洋 务 一 派 ”的 结 论 。     

点校整理本王闿运《楚辞释》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晚清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一书已于2013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王阉运《楚辞释》凡十一卷,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梁启超的“趣味”论及其艺术审美

“趣味”是梁启超用以界定艺术审美特性及其功能价值的范畴。梁启超指出。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联系。通过“趣味”范畴，达成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并在“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间求得了统一。     

屈原与梁启超人格建构比较

屈原和梁启超在人格建构方面有很多的可比性：“志于道”的政治追求，“美善合一”的伦理体验，面临生死考验所表现的“上下求索”、独立不惧的精神风范。他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动力来源于“以道自任”的传统信奉。尽管屈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曾儒佛并举，但他们始终把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建构理想人格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后期发展

“辛亥”后中华民国的诸多闹剧和“一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带来的强烈震动和刺激,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和欧洲生命哲学的世界性蔓延所形成的特定精神背景,成了梁启超文化树人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现实催化剂。不同于早期从政治工具性意义上新“民”,后期梁启超更加自觉地从终极眷注的意义上来关注“人”。他紧扣生命、情感、趣味来思考人生,其立人话语也就向审美之境生发,成为关于生命诗化的理论。     

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梁启超研究的新进展——读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陈平原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而对于夏晓虹先生来说,她早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就已经奠定了她之后学术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三十年过去了,夏先生不仅相继出版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梁启超研究专著,而且还经过艰辛的爬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