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早期翻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中,归化策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文探讨了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及应用的翻译策略,说明鲁迅早期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     

交往中的共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

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比较复杂的表现形式,它一旦形成,必然会对现实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达不到其推行主体预期效果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主流”与“流行”、“上层”与“民间”意识相冲突的现象。如何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们除了要制定一些“技术性”的宣传和传播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阶级性和特殊性等多种特征。在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各种挑战。因此,我们要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研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交往中自觉构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建国后十七年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标准

建国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以一定的批评标准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经典。其具体情形为，在国别标准上，苏俄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占据压倒性优势；就国家之间的差序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取舍标准；就国内的阅读权力而言，采取内部发行措施。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的多维透视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列为中国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上意识形态舞台争夺话语权,“理念崇拜”的历史心态容易接受西方的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关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若干思考

任何社会都有符合自身社会本质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亦应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判断标准的阐述,对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因素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夯实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以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鹿鼎记》英译本与原作中的部分措辞差异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鹿鼎记》原文和其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中的部分措辞,探讨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总是很难摆脱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和制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用自身个人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替代作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源语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文本呈现出与原文文本相异的特质.     

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及应对

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因素影响使得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产生了各种挑战,主要有争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对象、质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考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等。有鉴于此,惟有始终坚守大众立场,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社会思潮,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确推进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才可能富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严复译《社会通铨》看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活动通常都是在一定的客观政治环境中进行.翻译主体的行为受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影响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以严译<社会通铨>为个案,具体分析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的政治性及译著对目的语社会的政治影响.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之二)

探讨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翻译的动机、选材和策略等方面,而文学翻译实践又反过来会对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生产、强化或改革等作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从郭沫若翻译《西风颂》谈起

翻译是一种语言符号间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与政治间的角逐.作为一定社会文化中的译者,其翻译实践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过程里的各种决策无不带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以郭沫若的翻译<西风颂>为个案分析,分析受意识形态操控的翻译过程,进而更清楚地把握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语言翻译视角下的中美文化差异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步深化,影响文本生成的文本外因素逐渐成为研究重点。当前,意识形态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愈发重要。从语言翻译的视角研究中美语言、文化差异,可以发现,意识形态这个一定社会语言与文化的产物始终以一种隐性的作用力影响着语言翻译。     

影视作品中咒骂语字幕翻译的文化学解释——以《被解救的姜戈》字幕翻译为例

影视作品中,咒骂语是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但对影视翻译者来说,咒骂语的翻译绝非易事,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有不同的传统和规范。咒骂语的字幕翻译不仅受到目的语社会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环境、赞助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等技术因素的制约。国内学者在影视翻译领域很少涉及到咒骂语的字幕翻译,本文拟以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以《被解救的姜戈》字幕翻译为例,探讨影视作品中咒骂语的字幕翻译。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