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与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提要]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第三空间”“另类空间”等概念一方面建构出空间符号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则发掘符号形式内蕴的身份、阶级、文化等深层话语价值。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知识需要采取“建构论”的生产模式和“价值论”的意义生成途径。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文学理论提供了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理论资源。首先,空间生产论与文学活动论能够相互契合,并在“美的规律”本质论、精神实践创作论等方面提供崭新视角;其二,空间符号论与文学文本论不仅建构出文学的空间审美形式,更是在文学形象、文学意象、审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释放;其三,空间批判论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大生产”景观相互渗透,并通过另类空间文化反思、流动空间的审美自由以及公共空间的符号共鸣等发掘文学理论的介入性、实践性与人文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空间话语给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学资源与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像话语建构与传播——以张艺谋及美国电影作品为例

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明确文化身份、彰显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与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求。影像的文化形塑,可以通过国家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的传递,成为表达民族心理的重要方式。张艺谋作为世界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其电影作品所传达的影像话语,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民众以及所有关于中国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认知与评价的对象。即便是作为一种主观印象,也影响着中华民族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地位。然而,影像话语对本土文化与价值观进行隐含性命题表达,也导致了对异质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这些在美国电影作品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     

农民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及原因探讨——兼谈大众传媒在农民媒介话语权回归中的作为

针对中国存在的话语渠道狭窄、传媒涉农内容与农民需求错位、传媒涉农信息当事人缺席等农民媒介话语权缺失现象,探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媒介资源分配不平衡、大众传媒过于追逐经济效益、农民媒介运用能力不足以及大众传媒从业者对农民抱有偏见等,提出大众传媒应发挥社会公共空间职能,为农民话语表达搭建平台;增强社会责任,防止公共领域“殖民化”;摒弃固有偏见,树立为农服务理念;实施受众教育,提高农民媒介素养。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这主要来自现代传媒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化垄断与文化主导地位。现代传播媒介不仅消解了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也消解了文学的诗性空间,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     

被“框定”的中国国家形象：解构与重构

当前,西方国家的涉华话语多以“框定”的方式来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在物质、观念与行为层面的具体议程,将中国国家形象转化为其社会中广泛流通的信息产品与公共知识。面对这种在西方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裹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话语,不仅需要突破过往西方基于想象的非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展开的不实框定,还要在现时的实践过程中探寻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为全球如何与中国交往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全新的认知框架与话语空间。此外,在更深层次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完备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并依据从观照本土实践问题中所得来的思想、知识与理论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方位重构。     

后民族氛围：作为文化实践的后民族想象

论文以暴力和灾难事件在全球公共空间的传播和接受为切入点,分析电子媒介与移民构成的物质条件下,全球公共空间内跨民族、跨媒介、真实与虚拟混杂的日常文化实践的想象特征.因此,想象是全球后民族状况下的话语实践,它持续推动未完成的文化和政治现代性工程,在全球公共空间中孕育新的民主、交往和伦理希望.文化再现的形式、政治、策略和话语暴力则是分析后民族想象话语实践的理论立场和要素.     

微传播时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微传播时代的话语表达具有话语主体愈加圈层化与大众化、话语内容更加口语化与娱乐化、话语场域呈现公共化与多样化、话语方式趋于碎片化与分众化、话语逻辑呈现批评化与片面化等多元化特征。微传播时代对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微传播时代红色文化传播应注重话语主体适应圈层与多元融合、话语内容融入日常与贴近生活、话语场域注重公共空间与多元拓展、话语方式分层叙事与分众叙事、话语逻辑层层递进与严密完整。为此,我国应该从健全红色文化话语主体圈层多元融合制度、完善红色文化话语内容与时俱进诠释制度、健全红色文化话语场域一核多元建设制度、完善红色文化话语方式因时制宜叙事机制、健全红色文化话语逻辑完整严密论证制度等方面推进新时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     

传媒在华文教育中的角色与运用

华文传媒在华文教育起到了拓展教育方式、营造语言环境、提供背景素材、丰富华文知识等重要作用,对华文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均有促进作用。华文传媒使华文教育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技术性的＂汉语语言教学＂,更深入到华文的深厚文化底蕴、哲学价值观等文化历史层面,为华语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论作家形象

本文提出了“作家形象学”的学科分支概念,从内涵、系统构成、特点、理论意义等方面,对作家形象这一文化符号现象作了初步论述,认为：作家形象就是社会公众以作家某些个性特征为核心,通过对其思想方面的某些要素加以概括,而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起来的,具有独特精神面貌的定型化形象;作家形象由理性评判系统和感性印象系统有机构成;它的特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动态性与稳定性、集体性与寓言性等;作家形象在文学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形象学意义。     

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新媒体时代高校廉洁文化教育的话语创新

新媒体时代,高校廉洁文化教育话语呈现新的特性,面临着话语权的转变、信息的自发性、传播的碎片化、场域的复杂性等方面带来的挑战,话语创新成为了当前高校廉洁文化教育的迫切要求。从话语体系、传播方式、队伍建设、话语空间四个基本维度构建话语创新新模式,通过提升引导力、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几个方面增强话语主导性、权威性、整体性、认同度。     

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华文化中亚传播的共识之路

当前以新疆为原点面向中亚地区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尚处于起始阶段,还存在着文化传播力与媒介影响力失衡、国际传媒报道失真、本土性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失语等文化传播困境。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推动中华文化中亚传播,将文化传播视野扩展至人类共同发展层面,可达成与不同民族国家各文化间的传播共识,实现中国与中亚各民族国家的和平对话,延伸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空间,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和谐共处。     

知识权力化与传媒大众化

这是一个知识权力化和传媒大众化并行的时代。知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成了一种控制力,决定着传媒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媒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话语霸权。而大众化这一特征犹如一个被管束的女子,在传媒内容(即知识)居高临下的视角下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抗争。知识权力化与传媒大众化这一对传媒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内部矛盾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股强大而持续的推动力。     

知识的理解格栅——读《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对知识生产中"认识型"的分析来自于对"人文科学诞生"的思考。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在17和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系列变迁的分析,福柯指出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即"认识型",它是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知识的生产围绕着不同的"认识型"原则来组织,这些原则透过不同的话语实践得以体现。换句话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通过"话语实践"来进行。"认识型"及其"话语实践"成了理解知识的格栅。这种理解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文化的自我认知与生产。     

言近旨远曲径通幽--序《文化传媒》

进入新世纪,得益于高新技术的武装,大众传媒的功能愈来愈强大,影响愈来愈深远,传媒研究也开始在思考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从比新闻、比政治更广泛的文化视角透视传媒,以充分揭示传媒的文化渊源,张扬传媒的文化个性。青年学者张福平的新著《文化传媒》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深刻诠释了传媒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了大众传媒作为政权的“喉舌”与作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双重功能,并将传媒制品的品格优劣归根于传媒人品格之高下,呼吁传媒人应置身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从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上把握其本质、消化其精髓、吸收其营养,以便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从而对文化负责、对社会复命。     

超越女性主义：新媒介环境下的性别形象建构与消费

权力、身份、形象、建构、消费等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关键词.新媒介环境下,传媒对社会性别形象（女性、男性、中性）的建构采取通吃的方式,已超越了女性主义关注的视角.在传媒消费主义视野与逻辑下,文章分析了我国传媒“男性、中性乃至第三性”的性别形象建构,指出其中的弊端并做出学理批判,认为新媒介环境下,作为性别平等的公共领域,传媒应本着真实、客观、公正、平等、开放的专业主义视角进行社会性别形象建构,以推动社会性别文化建设的健康与和谐的发展.     

大众传播中女性话语的双重困境及其突围

现代传媒在塑造女性形象与培育女性话语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话语却陷入了男性话语霸权和女性话语自我颠覆的双重困境之中。通过分析具体原因后提出女性应利用传媒为自己扩音,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以便在困境中突围。     

公共知识分子在争议性公共议题中的作用与局限———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微博表达为例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探析,发现微博空间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对存在争议的事件进行解释和分析起到了弥补受众专业知识空白、引导受众深入思考问题、改变舆论场等积极作用。然而,微博空间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了网络空间共景式监狱的监督结构、话语引导单向度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为此,应对受众加强伦理建设和理性引导,增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相应责任的积极性,而且微博运营者也应凸显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