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铁路业的开创者,张之洞是后起之秀。他们对中国铁路业的发展有荜路蓝缕之功。他们一生的洋务活动也伴随了近代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铁路建设中抵御外敌、发展民族经济、借洋款筑路的思想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两人权力与地盘的争斗也延缓了铁路建设,洋务派的"内耗"同样阻碍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     

铁路与晚清社会进步关系问题的研究

文章从近代中国铁路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新式人才的培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试图从宏观上绘出晚清社会进步与近代中国铁路关系的概貌,推动问题的研究。     

清朝国内学堂中铁路人才的培养

随着铁路传入中国,我国对铁路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除了派遣留学生外,我国也开设了学堂开设在国内培养铁路人才。这时期,我国的铁路教育主要从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职工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几个方面展开。其办学形式与教育思想与其他教育业有所不同。铁路教育丰富了我国教育的内容。     

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界铁路放款投资研究——以北四行为中心

南京政府时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由于财政困难,建设资金多依靠借款筹集。中国金融界通过透支、承购债券、担保等方式,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以近代著名的金融集团——北四行（指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该四行均以北方为活动重点,成立了四行联营事务所等联营机构,长期进行联合经营,史称“北四行”。）在南京政府时期的铁路放款投资为中心进行研究,回顾这一历史过程。     

《申报》与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舆论动员

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事业起步于1880年代,这是此前诸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舆论动员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诞生于1870年代初的《申报》就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进行了舆论动员。在1870年代,《申报》舆论动员的形式包括对铁路问题的一般性新闻报道,开展铁路利弊问题的专题辩论,发表连续的铁路专题论说,结合时事评说铁路问题。而就舆论动员的内容来说,有对发生在中国的相关铁路活动的报道,有直接对铁路利益的宣传,还有对国外铁路建设动态的引介。《申报》的舆论动员,使人们对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创设了铁路建设事业起步的舆论环境,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起步奠定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中日两国对外来科技文明的不同反应——以近代铁路为例

中国、日本等后发型国家对铁路技术的引进和建设铁路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近代科技文明的态度,因为铁路是近代科技文明的产物和标志之一。尽管铁路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与日本,然而由于两国对外来科技文明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两国铁路发展的结局也截然相反。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筑路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下,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而日本铁路发展迅速,铁路延伸与近代日本的崛起同步而行。     

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我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导和实施的留学教育,以军政、船政、制造、矿学、铁路、电讯乃至公法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开创了近代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办学经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理论,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先河,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海军人才、文教人才和外交人才,从而促进了我国军工民用企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教育和建设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

铁路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兴修铁路之议始于 1 9世纪 60年代而迄于80年代 ,反对派官员囿于风水神灵之说 ,赞成者亦仅仅着眼于运兵运械之利。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 ,张之洞是第一人 ,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 2 0年的生命主题。他关于铁路建设必须立足于“销土货、开利源、塞漏”以发展民族经济 ,关于干线国有、枝线民营 ,关于铁路借款必须坚持“主权第一”等一系列认识与实践 ,是当时国情条件下最有可取的思想与行为。作为中国“钢铁之父”的张之洞 ,对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同样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性贡献。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周恩来与新中国铁路事业

周恩来长期任总理职,为新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认为,铁路是先行部门,对经济建设、巩固国防、改善人民生活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举足重轻。在指导铁路建设时,周恩来提出了三项原则:既加大投资,又不操之过急;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要支持铁路建设;铁路要与其它交通运输部门协调发展。周恩来还亲自参与解决铁路重大问题.如恢复旧线,大力建设新线;排除“文革”干扰,确保行车安全;加强铁路的集中统一管理,严守规章制度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学院派书法研究引向对当代书法流派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当代书坛包括古典派、现代派和学院派三个创作流派。书法流派史的研究切入应该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流派的划分、倡导者的作用、流派的生发力、流派的整体风貌与局部阶段、流派之间的关系、流派的评价     

学派化与思想创新

古往今来伟大的思想都或隐或显地与学派有关联,学派是思想家的家。学派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话机制可以使思潮的可能性空间得以充分实现,多学派的对话更能使文化整体趋于丰富和具有内在张力,因而中国知识界应该通过组建对话型的现代学派来进行思想创新。     

国民党大陆败退时期的临时中学和联合中学——以“豫衡联合中学”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教育复员。旋即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教育再次遭遇严峻考验。国民党为笼络中等学校学生,设置了多所临时中学和联合中学以收容学生。随着国民党的不断败退,大部分联合中学和临时中学被迫解散,但也有不少被国民党裹挟之台湾。“豫衡联合中学”就是当时被国民党裹挟南下,辗转流离最后经越南至台湾的。     

宁波崇信义塾史略

崇信义塾是近代西方新教差会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批新式学校之一,同时也是民国时期著名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的前身。该学校自1845年由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初创,至1867年迁杭,更名育英义塾,发展到后来的育英书院,乃至最后升格为之江大学。其办学形态经历了从小学程度、中学程度直至大学程度的进化转变,实可作为基督教教育在华嬗变发展的生动诠释。此外,崇信义塾办学的诸多方面,如招生、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管理、日常运行、经费收支等,都在当时的差会学校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可以说,崇信义塾的办学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发展脉络上,还是差会学校早期本土化进程中都具有典型性特点。     

教育学视野下中国现代体育的现状与发展

作为个体的人是制约现代体育发展的关键。现代体育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但又存在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学校体育是现代体育的基础,为竞技体育培养合格的竞技人才,为社会体育培养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从而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学校体育的优先发展首先要靠观念的转变,即学校体育向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其次要加大针对学校的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最后在操作层面上,要以新课程改革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学校体育。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高校改革发展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面向经济建设的观念,为开拓、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确立人力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观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本,着力造就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着眼于建立学习型社会,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高质量的教育奉献给社会;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以创新的思维抓好校内各项建设.     

圣玛利亚女学与《凤藻》研究

＂五四＂风起云涌之际,圣玛利亚女学坚持其独特的办学方针,秉持对＂中＂、＂西＂学＂不偏不倚＂的教学理念,活跃于上海教会女学之中。校办刊物《凤藻》的出版发行,正是这一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结合《凤藻》来研究圣玛利亚女学的＂生源＂和＂教学＂,亦可探究1919年前后从教会女学＂走出＂的留洋女生们的家庭背景和出国前的知识结构,并可管窥留学女生与文学的微妙关系。     

职业院校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初探

近些年来,计算机软件教育虽蓬勃发展,但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在充分分析软件行业对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加强产教结合等方面改革的设想,逐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和软件产业人才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