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推行的原因考察

民国时期,基层组织涣散,社会秩序混乱,革命力量发展迅猛,军事“剿共”屡遭失败。为了严密基层政权组织,加强基层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实施征兵制度,达到“剿共”的目的,国民政府重新起用了保甲制度。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视导保甲政务与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以抗战时期的广东国统区为例

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以为抗战服务,是战时政府期期望治于乡村者。广东国统区政府秉承重庆中央政府的政策,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摆在重要位置,并冀望通过视导保甲政务的方式来完成此项任务。此一视导活动在广州沦陷前,以及在省政府北迁韶关后都得到了大力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行政工作的开展。但由于视导活动缺乏连续性,而保甲制度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民众的支持,终致视导工作无法长期有效地提高基层行政工作效率,也无法为抗战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李映发清代州县以下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如何？一般著述概论为保甲制度。有文章涉及里甲制度或图甲制度，但未作正面论述。这三种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何？与镇、集、乡、村、庄、寨等又是什么关系？理清这些问题，有益于政治史、经济...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犯罪行为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层面——以抗战时期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

抗战期间,征兵工作尤其重要,民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兵役法》《妨害兵役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抗战征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并不能由此抑止各种形式逃避兵役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对避征免役与倒卖专卖商品而希图获利致伪造关防等伪造个案进行详尽解读与分析,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安乡重迁文化、战争恐慌心理是底层民众躲避兵役的重要心理因素,应役出征等伪造情事实质上亦体现民众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张力。类似伪造案,揭示出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乃至犯罪的直接动机,反映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伪造个体行为也反映了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反映出社会样态的多重面相。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名实分离与治理路径

“第一书记”是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代理人之一,是地方政府落实各项政策的承担人,是回应基层群众诉求的执行人。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P县白镇驻村考察发现：第一书记的嵌入对推动基层组织再造,吸纳体制内外资源与缓和基层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压力型体制、目标责任制与晋升激励机制的情境下,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倾向于重过程干预,轻弥补指导;重争资跑项,轻运营管理;重走读下沉,轻服务下移;重晋升条件,轻村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加强组织建设之名,干预基层自治之实;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之名,下基层“镀金”之实;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之名,获取晋升条件之实的异化现象,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地方政府应在选派前建立甄别机制,防止其“混基层工作经历”的投机行为;在下派中进行不定期巡查,防止其“悬浮化”而导致基层问题“上不来”;在任期结束后实行村民参与评价和离任审计,防止其“不作为”与权力寻租的“乱作为”,进而确保其驻村工作的名实统一。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民国时期湘赣边界保甲制度的实施及其效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1934-1945）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率先推行保甲制度,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下延至乡村社会,其根本目的在于反共。抗战爆发后,保甲体制进一步被强化,具有了军队化、警察化乃至特务化的性质,此时防共则成为其首要的中心任务。以湘赣边区的江西省万载县而言,保甲体制在动员和协调乡村社会力量,反对和防范共产党组织发展方面体现了明显的效果。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越南战争“特需”和朴正熙的“开发独裁”

朴正熙政府为了打破其在国内外遇到的困境，经过与美国的一番讨价还价出兵越南。出兵越南给韩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战争。特需”和政治方面的“开发独裁”。越南战争“特需”使韩国奠定了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并巩固了朴正熙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开发独裁”体制获得了适宜于其生存的土壤。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演变

抗战前晋察冀乡村权力的主角绅士“去农民化”凸显,已沦为“赢利型经纪”,乡村政权痞化;且乡村权力组织（包括宗族制、牌户制、闾邻制、保甲制和山西“村制”）之职能主要向催征钱粮、征收摊款、指派劳役等倾斜,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通过村选来改造旧政权。健全组织机构,实行“三三制”、简政,晋察冀边区最终普遍建立起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动员与抵制——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民众与保甲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地方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动员民众配合保甲制度的推行,但甘肃民众在保甲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多采取消极敷衍、不予配合的抵制态度,因此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成功,其传统控制功能也未充分发挥。     

VSP 震源子波应用

从 VSP 资料高保真处理和高分辨率角度出发, 结合地震波的传播规律, 通过震源子波能量归一化来消除记录中的激发能量差异。以零偏 VSP 采集过程记录到的震源子波作为参考, 结合广义 S 变换进行 VSP 资料的吸收衰减补偿, 以使所采集的资料获得更高分辨率, 达到精细划分薄层的目的。对某一实际零偏 VSP 资料, 利用震源子波进行了激发能量差异处理和吸收衰减补偿, 改善了资料的品质, 提高了资料的分辨率。     

辽代部族军兵役制度初探

部族军是辽代立国、守国之根本,其兵役制度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辽代部族军具有双重属籍,既属军籍,又属民籍。部族军实行"补役之法",通常自富户当中征发,以"户"的形式镇戍地方,服役无固定期限。部族在役军队所需的粮、马前期需自备;后期逐渐由地方军事机构或政府供给,并无军饷。部族部分人户开始拥有兵役特免权,使得部族之间的等级划分愈加明显,体现出辽代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而部族军整体兵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暗藏的是统治者离散部落,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局筹谋。     

西魏北周六官制度新探

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标榜神州文化正统,而是要笼络五大宿将以巩固西魏的统治.六官制度绝非单纯模拟尚书省的制度,它整合了西魏大统十二年以后的中央文官系统和部分武官系统,而又稍作调整,这是一套形式特殊实质却并不特殊的官制.杨坚代周以后,六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初创时的背景,而且其弊端也更加明显,所以隋朝初建,即将其废除.六官制度的一些创造,对隋唐官制有一定影响,但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还是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的制度.     

“无兵文化”的终结——兵制鼎革的军事政治学观察

兵制,关乎国势强弱,乃国之大事。因而对兵制的考察与定夺,单纯的军事视野显属窄迫,非深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层面,断难得其真谛。权威史家曾于中国古代兵制之具体内容,及其政治文化之内蕴做过深刻考察与阐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历代兵制之根本得失。以此为鉴,自现代军事政治学的视野观察新中国兵役制度的革故维新,其与国家兴盛之积极意义当可充分显现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