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选取2011年陕西省渭南市14个小额贷款公司和337个样本农户的截面数据,运用ISDF模型对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单位的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个体差异较为明显;小额贷款公司员工文化程度、服务态度、贷款便利程度、利率水平和政策宣传均正向影响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支农低效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支农目标偏移现象。针对以上结果,分别从小额贷款公司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给出相关建议。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我国农民组织意识：现状、成因与思考——基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考量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风靡全球,不仅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球结社革命,而且成为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其中的一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权益维护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历史和政策法规等现实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依旧不如人意,农民组织意识也并不强烈。在影响农民组织意识的诸多因素中,中国传统文化、农民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以及国家政策法规成为最主要的方面。     

小额贷款公司运行中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完善——基于对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设立、运行现状的调查、分析

浙江实践表明,小额贷款公司有其特定的存设价值与发展空间,但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环境与制度供给仍存在问题,制约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发展。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身份定位与业务定位、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与运行的法律体系与监管体系,小额贷款公司成长中的政策扶持等,针对制度供给缺陷现状,需要从外部制度和内部环境入手,实施必要的政策指引、立法完善与制度变革,以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贷款投向对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重庆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08年10月以来,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相继开业放贷.在取得重庆市30家小额贷款公司2009-2013年贷款投向基本数据的基础上,首先利用Granger检验方法,证实各项贷款投向均对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有显著影响,然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运用Panel EGLS方法,测度各项贷款投向对小额贷款公司盈利程度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建筑业贷款额、商贸流通业贷款额、房地产业贷款额、其他领域贷款额是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最主要因素,而住宿和餐饮业贷款额对公司盈利能力的贡献度最小.在对计量模型结果进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促进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L县农户小额贷款营销模式与风险控制创新论——基于湖南省农业银行L县支行的实践

农行L县支行2007年开始大举重新回归农村金融,在农户贷款业务发展过程中,采取"整村推进"和"公司+经销商+农户"两种模式,严格准入标准、审查标准、管理标准和严追责任,较好地控制了源头风险、操作风险和履责风险,既服务"三农"、又实现了农户贷款业务的快速、有效发展。L县支行农户小额贷款发展模式,既有借鉴别人的地方也有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新亮点。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两种模式在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92个调查农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移民搬迁区19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通过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收入与支出状况、家庭经营特征、社会资本及金融知识等变量,实证分析影响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信贷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区农户强烈的建房置业意愿明显诱发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升农户正规金融渠道的选择偏向.农户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和信贷用途对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行动框架与路径选择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教育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亟待治理的关键问题。在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方面。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治理的框架可从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视角、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维度进行搭建,在行动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志智双扶,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在路径上不断加强教育经费可持续性投入、增强文化治理建设、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实现贫困治理精准化及构筑多元主体协同式参与,继续为全球贫困治理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分析

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扶贫机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贫困地区人口减贫增收的重要渠道,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成为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的关键。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级地区的农村财政支农资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对全国整体水平,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都会对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区域间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的作用效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比发现,地区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社会性支农资金项目的减贫增收效应越强,效果越明显。应通过加大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在不同区域差别化运用科学程序实施精准扶贫,加大农村财政教育支出,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工作。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产业扶贫场域下村集体经济组织运作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基于西南地区贫困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场域作为扶贫资源项目运作的承接场所,其地缘、血缘、业缘特征形成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动的特定空间。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以西南地区代表性贫困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例,探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要素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产业扶贫场域下,贫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组织存续的逻辑性以及社会交换网络的密集性三重规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带头人+合作社+贫困户+农户”形式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特征与礼俗特征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体制精英在识别政策目标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标准整合社会资本,对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架构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俘获产业扶贫项目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减贫目标。     

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     

精准扶贫政策下湖南申家村空置住房整合利用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精准扶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文章以湖南省娄底市申家村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申家村旅游扶贫资源、住宅空置率、整体布局、建筑特色、建筑类型、建筑环境等基础数据的定量分析,深入探讨了国家政策、产业融合、乡村旅游发展新趋势、资金筹措途径及信息化推广等农村空置住房整合利用的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发展思路和具体的实践探索。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扶贫瞄准中贫困户竞争与协同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扶贫瞄准过程是贫困户采取竞争和协同行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行为演化的结果取决于两类贫困户扶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的对比关系,只有当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本时,博弈才会向两者都选择协同行为的方向演化。协同收益及其分享系数、协同成本及其分担系数是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并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界点,使贫困户都选择协同行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博弈向协同方向演化。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