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阮籍五言《咏怀诗》诠释史上的历史合理性及误区

在《咏怀诗》的诠释史上,诠释者往往试图通过朦胧隐晦的语言表达,去探寻作者的“意图”,复制出作者的“本义”和文字的寓意。因受历史理解境遇、儒家诗教说及“知人论世”方法论影响,应该说这种诠释方法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史料不全的情况下,这种主观的试图还原作者“意图”的诠释方法显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包括“五臣”在内的部分诠释者“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穿凿附会而不具说服力,此乃《咏怀诗》诠释史上最大的误区。对于《咏怀诗》的诠释,宁肯求其主旨意趣,找出诗歌反映出的普遍意义,而不要附会具体所指,拘泥于一事一义的繁琐解释。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论杜诗武则天形象之命意

杜诗中的武则天，是杜甫暮年对自身经历的乱世深刻反思后作为沽世的理想符号出现的。在武则天形象里，既寄托着杜甫以文进身、显荣家世的个人抱负，也寄托着他政治稳定、民生安宁的崇高热望。实际上，武则天形象是杜甫主观理想投射于武则天实际政绩之上形成的一个亮点。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黄庭坚书翰杜诗研究

在北宋以降的历代书法家中,黄庭坚应该是书写杜诗最多的一位。山谷书翰杜诗的"尚意"不仅表现在山谷的书学上,也表现在其诗学观念上。山谷书学宗怀素,诗学宗杜甫,在对杜甫的夔州诗推崇备至的同时,以顿挫的狂草笔法进行挥翰,用书法线条这一艺术形式使"沉郁顿挫"的杜诗风神跃然纸上,表现了杜甫夔州诗内在的极大张力。     

试论古汉语中“意”、“译”连用的短语及其与“意译”之关系

在古汉语中,“意”“译”连用必须搭配其他成分(如介词“以”)才能组成谓词性短语。“以意译”的字面意思是“根据主观判断进行翻译”,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其含义随核心动词“译”的语义引申而发生变化：该短语中的“译”不仅可以表示翻译,还可以表示解释、猜测、演绎等。除了“以意译”,“意”“译”连用的短语还有“随意译”。总的来看,“意译”在古汉语中并未成词,“意”和“译”通常只构成线性关系,但不在同一个语法层面上。     

诠释的不确定性及其限度——论艾科的三元符号模式

艾科的本文诠释理论在确认诠释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反对一些批评家过度强调诠释者的权力。为说明诠释的限度问题，艾科提出，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本文意图”。正是本文的意图为诠释划界设限，使我们能够将某些诠释斥为“过度诠释”而排除于合理诠释的范围之外。本文试图通过对艾科所提出的符号理论的分析，说明“本文意图”在其符号学中的理论依据，并指出其局限。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诗史“春秋笔”——从“如闻泣幽咽”的误解谈起

《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诗“善陈时事”,不专在穷极笔力,“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杜君墓系铭并序》),尤其在作者借鉴、发扬了我国史家的优良传统,笔法严谨,叙事言志,表现出“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正直的主观倾向性,从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作为“诗史”,杜诗是怎样在指陈时事中表现作者的主观倾向性的呢?本文试图以“即事名篇”的杰作《石壕吏》为例,通过“如闻泣幽咽”这一诗句的考辨、分析,对杜诗以“微言”寄托褒贬,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儒家之“仁”的意象诠释——仁道的本体论建构

“仁”是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内核,含义丰富而深刻。其虽复杂而多变,然亦整体而系统。不同视角,或有不同发现。以“易”观之,仁即是易道,不外“意-象-言”。仁之义,有浑全、有流行、有本体。或象之以春气,或状之以流水,其实,不过“生生”二字,此即仁之浑全。及其开显,则有流行三变：仁-义-礼。仁者,意也,仁之体;义者,象也,仁之道;礼者,言也,仁之事。三态流转,循环往复。其卷而藏者,方以智,超言绝象;其展而现者,行以勇,神妙莫测;其中而枢者,性以仁,寂然不动。故仁之本体,亦有三性：仁、智、勇。以上三者,即仁论之总纲,诠释之理路。由此,哲学之诠释便是大道之流转,真我之主宰。此以“意-象-言”这一本源为思维脉络、结构原理而展开的诠释,便是“意象诠释”。同构同源是其体,同构相推乃其用,中道圆融实其质。故曰其神圆,其道中,其构同。     

文气诠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以孟子、曹丕、刘勰为例

在传统经典的诠释中,我们常常看见这样一种情形,经典思想的核心要素(或问题意识)在不同时代的诠释者那里,被关注的焦点不同。后世的诠释者为建构自己的理论,带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知识经验,其中不乏有意地建构、刻意地修饰,也有无意地批评、不经意地陈述,等等,总之,以今释古,以己度人,或者重新编排各种要素的理论脉络与主次位置,或者仅仅关注并放大某些要素的地位与重要性,而忽略了其它的要素,从而出现了经典诠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形成经典解释传统中的种种复杂情形。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论杜甫诗歌的萧瑟感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失意、生活窘迫和漂泊流浪中度过,这种悲剧性的生活必然使其创作心态蒙上阴影,进而影响到杜诗的艺术风格。人们以“沉郁顿挫”这句杜甫自评其创作特点的话来认定杜诗主流风格,但他们更多讨论的是杜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和民众的悲剧性与“沉郁”诗风的关系,却很少讨论杜诗所表现的个人悲剧与其诗风的关系。如果从杜诗中抽去个人身世遭遇的篇什,很难想象杜诗是否还具备“沉郁”的风格。鉴于这点,本文从政治失意的寂寞情怀、生活困顿的悲凉意绪、家园难归的失落心态三个方面论述杜诗的萧瑟感及其与“沉郁顿挫”诗风的关系     

毛泽东评杜诗新探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此酷爱古诗词的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与场合都对杜甫及其诗词作过评价。有些学者依据毛泽东的这些评价认为他并不喜爱杜诗,而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对杜诗评价极高。本文不介入这种辩争,笔者根据毛泽东毕生大量阅读、圈画杜诗以及在其诗词创作中借用和化用杜诗的事实,对毛泽东评价杜甫及其诗词时的时境、场境及语境进行具体而详尽的分析,认为应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辩证地把握毛泽东对杜诗的整体评价。     

杜诗“庞公”意识发微

在杜甫流离陇西以及西南时所作诸诗中,经常出现汉末著名隐士"庞公"这一意象.它在杜诗中有着颇为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杜甫在乱世流离中以隐逸自视的自我意识,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基于自觉的家声意识,杜甫又以"儒"否定了自己"庞公"式的隐逸生活,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超越了普通士人的隐逸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