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

9世纪,新罗人中出现了一些专门以信息沟通和语言翻译为职业的"新罗译语"。这些人大多是曾旅居唐、日本的新罗侨民,他们对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相关国家的文化、民俗、日常生产生活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特殊的语言学习过程和生活环境使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群体具有谙熟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一专多能、联系广泛等特点。     

论韩愈和中唐文士的思想特征

论韩愈和中唐文士的思想特征王东春［内容提要］本文重在探究韩愈和中唐文士的思想特征和心态结构，通过考察他们与当朝政治之关系，以解释其基本人生经验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生产观念。对皇朝统治权威的依托信崇和心灵深处潜存的反抗情绪，乃是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两个互相...     

关于张保皋在唐贸易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几个问题

赤山浦(今石岛湾)是新罗航海贸易家张保皋在唐贸易最重要的联络地和中转站。为保佑其事业的兴旺发达和给生活在当地的新罗人进行佛事活动提供方便,张保皋在赤山村建造了一座法华寺院。赤山村一带是唐代登州地区新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他们主要是来这里经商贸易的新罗商人及其家属。勾当新罗所设置在文登县清宁乡,直属登州都督府,但也不能抛开文登县行事。所谓“管文登县清宁乡”,是指管理该乡的新罗人户,到“敕平卢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勾当文登县界新罗人户”后,勾当新罗所管理的新罗人户便由清宁乡扩展至整个文登县。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唐与新罗的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地位突出,然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求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1 唐王朝处理与新罗关系的政治策略 1.1 由持平到扶植新罗抑攘高丽和百济 隋唐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半岛鼎足相对。其中新罗一向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接受汉民族文化较早,号称“君子之国”。李渊建唐伊始,为创造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冀求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能“永敦邻好,各保疆场”(《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並倾心于唐,便在此三国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分别册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中古朝鲜诗人崔致远汉诗艺术成就

古代朝鲜一度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局面。7世纪中叶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大部，形成新罗最盛时期，向9世纪则渐衰，至935年即为王建高丽所取代。新罗时期与唐王朝联系密切，入唐留学生甚众，其中崔致远汉诗写作取得重要成就，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有极高地位。     

论唐代对外交往诗歌的文化意义

作为唐王朝与四邻交往的直接产物,唐代对外交往诗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反映了唐王朝所开展的积极主动的外交在有效维护边防安全、密切与周边诸邻的友好往来及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东亚各族积极主动学习先进唐文化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新罗、日本等国所受唐文化之沾溉。除此之外,有唐三百年国势之盛衰变迁及其对于文人心理的深刻影响,也在此类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     

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

序言朝鲜半岛和扬州的交通,迟至我国隋唐之际(公元七世纪),即已通过海上通道的北路直航了。其时,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即北部的高句丽,南部的百济、新罗。特别是后来的新罗,与我国山东半岛上的登州,隔海相望。由于高句丽的横阻,新罗没有可能道经高丽,沿陆上通道来华,唯一的办法,即是运用海上交通往来。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论中唐时期江南地区的诗酒文会

中唐江南地区的文士频繁举行诗酒文会,既反映了江南文化传统的深厚,又说明盛唐以后江南对文士吸引力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转折时期文人心理的写照。中唐江南诗会,在创作艺术上有颇多创新,体现了盛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新倾向。     

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

察罕一族在蒙元时代是一个较为显贵的唐兀人家族[1]。其可考人物共有六世,始祖曲也怯律之后,可以分为曲也怯祖和察罕两大支系。曲也怯祖一脉可以看做入仕蒙元的土著唐兀文士代表,察罕一脉可以看做蒙古化了的唐兀武将代表。婚姻关系是他们融入新环境的主要动力。     

《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探讨

残存于日本的中古时期重要的汉文典籍《天地瑞祥志》,根据中、韩、日学者的初步研究,再加以深入的检讨,可以确定为新罗人所纂集.它的编纂宗旨与内容特色,反映出新罗对汉至唐“知识—思想”系统的接受情况.《天地瑞祥志》提供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之前新罗文化水平的新证据,促使我们对新罗文化史、新—唐文化交流史必须予以重新审视.     

唐代佛寺所在考异二则

李芳民先生《唐五代佛寺辑考》附录"所在待考佛寺"中列有皎然诗中的"报德寺"和《唐鍪藏寺碑》中的"鍪藏寺"。其实皎然诗题中"报德寺"所在有两处:其一为唐淮安郡枣阳县,今属湖北省襄樊市枣阳县境;其二为唐润州上元县,今属南京市白下区内。而"鍪藏寺"即为古新罗国鍪藏寺,所在即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暗谷洞山。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唐罗海上丝路与新罗佛僧海路求法

唐代中国佛教最为兴盛,呈现出空前的繁盛局面。同时造船技术发达,航线繁多。同时,唐朝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众多的新罗留学僧泛海入唐求法。唐罗的佛教文化交流,带动了新罗社会、佛教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以及东亚佛教发展、东亚共同的文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试以唐诗概述会昌年后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

唐朝与新罗国一直存在友好关系，而正史对新罗的记载止于会昌年以前．《新唐书》说：新罗国在“会昌以后朝贡不复至．”会昌年以后，两国关系如何？本文在没有正史材料为据的局限下，采用足够的唐诗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回答：会昌年以后唐朝与新罗仍互派使节，新罗贵族子弟仍仕于唐朝，新罗仍有来唐朝的留学生，有的留学生还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罗有不少僧侣到唐朝习佛取经，有的还留居于中国的名山大刹．这些足可以说明，两国仍存在友好关系。     

朝鲜新罗时期诗人崔致远及其作品

一崔致远所处的时代崔致远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新罗逐渐趋于崩溃终于在半个世纪后为高丽王朝所替代的时期。新罗当时的社会特征是: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加速进行,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日益疯狂,商业和高利贷的进一步发展,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削弱。急剧贫困、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广大农民纷纷举起了义旗。八九一年,弓裔联合了北原梁吉的起义军,以铁原一带为中心,起来反抗封建新罗政府,并于九○四年建立了摩震国(即后来的泰封国),建都铁原。此外,八九二年甄萱在完山起义,并于九○○年建立了后百济。在这种情况下,新罗统治阶级根本不顾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仍然沉     

试论八世纪前半叶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

8世纪的东北亚社会以唐为中心,故要考察这一时期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就不得不了解这一时期唐对新罗的态度,即唐之新罗观。“换言之,如果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在长安城大明宫里为唐所承认,就意味着整个东亚国际社会中其地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其次,在完整的东北亚秩序里,除唐外,还有周边诸国,因此要了解新罗在这种秩序中的地位,还应考查新罗与周边诸国之问的关系。     

新罗诗人崔致远

崔致远,晚唐时新罗人,以“仰慕西学”,12岁只身如唐。在唐遍求名师,中进士第,任宣州溧水尉,又为淮南节度高骈巡官。后归国。致远留唐凡17年,著述颇丰,对中国传统儒学和文学具有深刻研习和理解,是唐与新罗学术文化交流中第一人。崔氏著作,除《桂苑笔耕集》外,多已佚,故不为世人留意。本文据韩国近年影印之《崔文昌侯全集》,对崔致远生平经历作了备细考述,并对崔氏《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佚文、佚诗情况,作了大致考察和介绍。     

杜牧诗文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其影响——以李奎报为例

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朝鲜派遣了大量留唐学生,他们和出访的朝鲜使臣、使节与中国晚唐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最负盛名的杜牧也因此在朝鲜古代文坛中备受瞩目,其诗文在罗末丽初时期就已经流传到了朝鲜。根据掌握的史料来看,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和创作手法三个主要方面,杜牧对李奎报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