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研究的可喜成果——评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中国古代诗歌,堪称一座丰富的宝库,开采这座宝库,从中提炼珍贵有益的瑰宝,是一件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袁行霈先生的论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探索,是近年来古典诗歌艺术研究领域鲜见的佳构。 通读袁著,我们感到它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构筑理论探索与具体研究纵横交织的诗歌艺术理论网络,线条清晰,经纬分明。 正如林庚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袁著的体例安排,其目的在于刻意构建诗歌艺术的理论体系,而中国传统的诗歌批评理论只重     

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

对于陶谢的诗歌艺术,既可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作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是把他们放到同一个层面上,静止地比较其艺术的异同。纵向的比较,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考察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变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论年龄,谢灵运比陶渊明只小二十岁。论诗歌艺术,他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但是因为陶谢一向并称,这条“代沟”反不被人注意了。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典型篇

在诗歌领域 ,诗歌的艺术至境也是多元的。中国传统诗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对诗歌创作体式的影响十分具体 ,借用“典型”一词来概括赋体诗之艺术至境 ,可以充分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

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一位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自然诗人,他的诗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诱人的田园情趣。他的诗歌以在传统中创新为艺术基色,其诗歌艺术的两大表现手法是比喻与象征,经过精心设计,用传统的形式写出新意。     

艾略特诗歌的艺术特征

作为英美现代派诗歌和新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 ,艾略特在诗歌创作中不仅注意诗歌内容的选择 ,而且对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也给予高度重视。本文从“意象选择”、“象征手法”、“语言变异”和“音乐性”四个方面探讨艾略特诗歌的艺术特征。     

悲剧意识——李贺诗歌的情感内核

李贺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而复杂的艺术现象,是诗人对其所处时代的特殊的心灵体验和感应.如王世贞所言:“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他呕心沥血,以情为诗,使他的诗歌明显地构成一个情感系统.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暗示:能否从其积淀于诗作之中的潜在意识方面(即王世贞所说的“心”)找到一个导口,从而批郤导窾,揭开长吉诗“怪”的外衣?当我们沿着这一线索摸索出长吉诗的迷宫,蓦然回首时,果然发现:有一条情感的潜流始终支配并统摄着长吉诗的审美意识系统,构成了其全部诗作的主旋律.这就是他诗歌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浓郁深沉的悲剧意识.或许它在诗人创作时是一种无意识,然而却是真实的存在.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李贺的诗歌,就是以悲剧意识为其内核的感情艺术.其它一切外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初论

建安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点。学界一般认为文学史之“建安”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他们学习和承继了前代文学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得整个建安诗歌放射出一派绚美的异采。而接踵其后的正始诗歌,因诗风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诗歌毗邻建安诗歌,但却在写作风格诸方面呈现出别一种面貌。在此,我们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一比较,期冀在异同互见中透视与体悟出这段中古时期的诗歌之演进。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初探,祈请方家教正。     

雷抒雁的诗歌艺术

雷抒雁是一个在诗的艺术上一直非常自觉的杰出诗人.这种自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创作上自觉追求一种诗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其二,写诗非常注重选象造境,注重诗的可朗诵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其三,自1979年大胆地发表讨论诗歌也应该“引进”的通信起,雷抒雁一生写出了许多讨论诗歌艺术的文章和创作谈,其中的核心是现代汉语诗歌所面临的问题和应有的诗学追求.这种对汉语现代诗歌的理论思考,也体现在他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翻译上.其四,古代汉语诗人有以诗论诗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到了现代汉语诗中似乎中断了.但雷抒雁创作出了不少以诗论诗的作品,体现了很深刻的诗歌艺术思想.其五,雷抒雁的对诗的思考的丰富性也体现在他晚年的访谈中.     

闻一多及新月派的诗歌艺术追求

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对于新诗艺术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把诗意盎然的感情和情绪熔铸进美的艺术形象,是构成这一诗人群诗歌的艺术追求和美感特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新月派的诗人们十分重视感情和情绪在诗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情感是比诗的音节这一“外在的质素”更为重要的“质素”,是一首诗歌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诗歌创作的“精髓”,“感情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感情放在理性的鞭绳之下”。他们回答一种误解时说:“我们所以不讨论情绪而专谈格律音节,是因为我们已认定了情绪是一首诗里必须的东西,它的存亡即是诗的生死。”这是他们共同恪守的艺术观念。     

诗的形式与诗歌翻译

我所谓诗的形式指的是诗的外部形态,诗的表现手法,也即构诗法。毫无疑问,世界上各民族的构诗法是千差万别的。一个独具匠心的诗人往往不光努力追求美丽而奇特的诗歌意境,而且还努力追求独创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新的构诗法。中外文学史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诗歌当作一种艺术来看的话,那么,诗歌的艺术之美无外乎两个方面:即诗歌的意蕴之美和形式之美。如果诗歌翻译是对艺术的再现,它听追求的也无外乎这两个方面。由于诗歌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艺术工程,又由于没有一种现存的诗歌形式来代替(完全等同于)原诗中的那个形式,因此,在诗歌翻译中诗的形式与整个一首诗的翻译便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无法回避的。诗的形式在诗歌翻译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否是至高无上的?抑或是可随意改变的?下面就诗的形式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供大家参考。     

试论张耒的诗歌艺术

在苏门四学士中,张耒诗歌现实性最强,描写农民疾苦最多,思想性较高,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对张耒诗歌艺术性的评价,却贬多于褒。目前国内作为教科书的两本文学史代表了学术界的一般观点,或认为“流于粗疏和草率”,或认为“往往语尽意亦尽”,“辞意不称或草率终篇”。其评价显然贬抑过甚,与张耒诗的实际不完全吻合。张耒在唐诗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变,融唐于宋,独树一帜,可说是结束北宋、影响南宋,在两宋诗坛转捩点上发挥作用的     

欣赏诗歌的意境美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古典诗歌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学习古代文学 ,分析和掌握优秀的古典诗歌作品 ,会加深我们的文学修养 ,丰富美感 ,提高艺术鉴赏能力。那么 ,怎样欣赏诗歌的意境美呢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术语。《老子》“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庄子》“天地有大美不言”等艺术思想 ,其追求弦外之音 ,像外之意的美学特征 ,已与今之“意境”内涵相近。意境一语最早出自托名王昌龄所撰《诗格》。王昌龄提出诗有物境、情境、意境三境 ,意境意味着“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 ,则得其真矣”。这主要是指诗歌艺术形象所表现的内心感受 ,体…     

试析王绶青的诗歌艺术

王绶青诗歌的艺术色彩丰富多样：一些表现重大题材和深刻主题的作品，或沉郁凝重，或气势磅礴；一些“生活牧歌”、“山水记游”之类的作品，则或玲珑剔透，或隽永含蓄，或明丽如画。王绶青是一个“苦吟诗人”，非常讲究炼字、炼句、炼意。其诗歌善于用比，善于艺术夸张。其叙事诗的创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现了严谨而崇高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论郑敏诗歌的艺术特征

本文密切联系郑敏 1979— 1999年的诗歌创作 ,对其诗歌艺术进行研究 ,论述了郑敏诗歌所呈现出的新的艺术特征 :在诗与哲学的交汇处发掘独特的诗意 ;潜心捕捉无意识中的心灵幻象 ;努力发掘内心神秘的超现实体验 ;大胆探索绘画型的“试验诗”。     

传统诗歌藏露艺术新探

藏露艺术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传统技法。历代大诗家,没有一位不是“能藏善露”的能手,大凡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都是“能藏善露”的名篇。为开拓高校诗歌教学的艺术思维,培养学生读诗和写诗的想象能力,探讨这一传统技法,古为今用,不为无益。 目今,系统研究藏露艺术的著述不多。散见于各种论著或教材中的,几乎都把“藏”和 “露”二者对立起来分开论述。有的资料只说:“藏,指含蓄;露,指直言。二者是一对矛盾。”有的著家也提到“在一篇作品中有藏有露,二者兼备,因为或藏或露,各有妙用。”有的作者竟把藏露艺术称作“作家的两套笔墨”等等。这些论点和论述,基本都是传统诗论的转引,表达方式不同,实际上是把二者分割开来进行阐述的,好象“藏”与“露”应该是“花开两朵,各放一枝”的诗法。我总觉得,这种认识,是缺乏深究的,也是陈旧的。     

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增苴”

纳西族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增苴”李德祥纳西族诗歌正象其他兄弟民族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这种美，纳西人民把她称为“增直”（音）。纳西族民间有这么一句话“高明的歌手出口成章，增直信手拈来”，“增直”指的就是纳西族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     

论诗歌艺术中的含蓄特点

诗要含蓄,这在诗歌艺术中几乎成了金科玉律。但是,人们对诗歌艺术中含蓄特点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司空图在《诗品》中把含蓄列为二十四品中的一品。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中,把含蓄视为诗歌多种风格中的一种。含蓄在诗歌艺术中果真仅仅是一种风格么?我以为这样看待含蓄是不恰当的。还有人认为:如果在诗中一味含蓄,就不可能创造多样化的风格意境;含蓄只能创造优美即只具有阴柔之美的诗,而不能创造壮美即具有阳刚之美的诗。这种认识就更是不正确了。我认为,含蓄不应列为诗歌的一种     

象征：现代主义诗歌的意义统摄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得失

徐志摩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却不是一个自恃多才、信笔挥洒的诗人。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细致的。“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猛虎集》)序文)这话是他的经验之谈。刻苦不懈的艺术追求使他在作诗技巧上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造诣,但是生活的贫乏和思想的迷误又限制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下面试从三方面对其诗歌艺术上的得失做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