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杜甫绝句的特色

一 古代许多诗论家对杜甫诗歌的古体、歌行和律诗推崇备至,对于绝句却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说:“子美于绝句无所解,不可法也”,绝句“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胡应麟《诗薮》)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且看下面的绝句:     

谈《庄子·逍遥游》中的游

庄子认为有所待的"游"是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只有那种无所待的,突破一切条件限制的"游"才是真正的逍遮游.有所待和无所待在这里产生了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身心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心游万仞",而我们的身却不可以"云游四海".庄子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是一种对纯粹经验的体验,它来自我们对无限的向往和皈依.     

论《庄子·逍遥游》之“游”

庄子认为“游”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活动状态;另一层是无条件的,无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神状态。庄子认为那种无所待的,突破一切条件限制的“游”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自由。不过,庄子并没有发现在这里有所待和无所待产生了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身心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心游万仞”,而我们的身却不可以“云游四海”。庄子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只是一种对纯粹经验的体验,它来自我们对无限的向往和皈依。     

北京人的幌子

北京人的幌子老猫北京是属于冬天风沙蔽日，夏天骄阳似火，气候类型并不好的城市、走在北京的街头，经常有被抛出来的感觉──影子长长地印在人行道上，无所庇护，无所依托，也没有可躲藏的地方，只能加快速度向前走。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纷争也越来越多，人们用...     

论"观物"与"观无"——儒学与现象学的一种融通

在汉语所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我们的一切“观念”,皆出于“观”:观念是“念”,念出于“观”。然而在中国思想中,“观”有两层不同的意义:一是“观物”,是有所观之观;二是“观无”,是无所观之观。观物之所观者,或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万物”,或者是形而上的存在者、“道之为物”,故有所观;而观无之所观者,则是存在本身,是“无物”、“无”,故无所观。而在儒家,这种“无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而观无作为无所观之观,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领悟。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活领悟,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任何物的“事情本身”。     

论"无为"三境

“无为”分三境无所为必有所为,有所为必有所不为,这是“无为”第一境;无所为而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看似有为,实则无为,这是“无为”第二境;无为而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是"无为"第三境。     

孔子的“学”“道”“立”“权”说

孔子认为,人生处世有四种境界:"学""道""立""权","权"是最高境界。行"权"并非易事,有赖于人的年龄、学识和修养,关键在力行,志学、适道、立礼是其前提和基础。行"权"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无所必从,无所必违,"无可无不可"、"无适无莫"是行"权"的外在形式,"仁"为原则,"义"为准绳,内守仁,外行义,内外兼修,据时而权,做事合宜恰当,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著名徽商胡雪岩的“官商结合”之道

一、徽商的“贾而好儒”徽商是我国在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中最辉煌的一个,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清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徽商经营之道的最大特色,就是自觉地以儒家思想约束和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和处事之道,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它使徽商可以更方便地与“官”结合,通过“官”的力量来获取利益。无论是通过结识官吏还是让家族的人直接进入官场,“贾儒的结合”最终都会变成“官商的结合”。而在商场中,官商结合,永远会获得最丰厚最稳定的回报。“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是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的一段话。虽然略带夸张和讽刺,但却生动地概括了徽商经营的风格。“其权无所不握”,说的正是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重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来说,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商人极力想以其财力通过结营仕宦或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的官吏)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所以,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因为,在商场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     

古汉语中“×所……”的结构新论

本文对“元所……”、“有所……”、“何所……”三种句式的结构形式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无所”相当于“无”，“有所”相当于“有”，“何所”相当于“何”。“有所”、“无所”既可作动词使用，也可作副词使用。“何所”作疑问代词或副词用。     

精神生命的生成与建构——论杨寿堪教授哲学思想的结构

没有人是天生的思想家,人的思想是逐渐生成的,那么,一个人的思想有着怎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把杨寿堪教授的文集《哲学何为》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思想生成的过程中,外在的、偶然的因素起着召唤的作用,而内在的因素则起着组织和创生作用。若只有前者,便无所召唤;若只有后者,便无所组织和创生。由此,导致了历时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对应性。思想的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稳定性,这一稳定性就是自我同一性的依据。自我实质上就是具有稳定性、组织能力和创生能力的思想结构。     

如此缠绵为哪般--《瓶》的创作动机探秘

郭沫若的爱情诗集《瓶》,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抒情长诗。在郭沫若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评论界对《瓶》的研究,却大都是站在"革命"二字的立场上,不是"充分肯定",就是"基本否定",走向两个极端。这都是没有准确把握《瓶》的创作动机的结果。其实,《瓶》是一部纯粹的抒情诗,是不能用"革命诗"的标准来要求的。     

浅谈音乐欣赏中的情感体验

音乐欣赏的过程也是情感体验的过程；情感体验的前提是了解音乐作品的结构形式；关键是把握音乐音响的整体情绪；基础是丰富的文化修养和生活经历。     

成长的烦恼和困境－－《偶遇》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

《偶遇》和《麦田里的守望者》分别描述一位都柏林少年的偶遇和一位 16岁美国青少年的一段人生经历。他们的经历代表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挣脱与回归”和“探索与失望”的两种形态。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的过程 ,是呈现了人生痛苦的过程     

乡村的目光--农村学生城市认知的经验研究

"热爱农村"看似农村人针对城市文化扩张的一种保存和高扬地域文化的自卫策略,并以此来反抗和拒斥城市的话语霸权。然而,悖论在于,"热爱农村"并非是农村人自觉独立地、自我生长出来的理念,而是城市文化扩张所带来的一种反冲。城市希望农村是一个异于其自身的他者的形象,而农民的城市认知在这种过程中无可奈何地成为"共谋"。在乡村学生的城市认知中,城市是一个梦,同时,城市也只能是一个梦。共生在他们的城市认知中的城市情感是:渴望、惧怕、冷漠、厌恶,而且他们在无意中暗示着这种情感的一个发展趋势--越来越消极,越来越否定。     

中国古代悲秋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与西方在宗教安慰中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以建功立业达到对死亡的超越。悲秋文学以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苦难为核心,以忧惧生命短暂为外在形式表达了古代文人的生命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价值观念对文人生命意识的深刻影响。     

基于情感倾向和观察学习的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在线评论的研究都在消费者不能针对同一商品分开做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实践背景下开展, 但类似于"中关村在线" 的评论系统已经允许消费者分别做正负两种评论, 并允许客户进行晒单, 本文主要研究这种区分在线评论的正负型评论及基于晒单的观察学习行为对有用性的影响. 结论表明: 区分背景下的在线评论极端性、 在线评论长度和晒单行为等都对在线评论的有用性产生显著影响, 负面在线评论的影响要大于正面在线评论.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我国古代情感观念的演变

情与礼(理)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之一:长期经历礼(理)的束缚后,人们就会普遍渴求情的解放;而经历一段时间情的泛滥,危及社会秩序,势必要求重新确立礼(理)的统治。从这一维度看,中国古代文化史呈现出多个发展演变的圆圈,有清楚的脉络可循。由于我国古代社会偏重理性,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情感观念总体上表现出逐渐开放态势。     

埃利亚斯: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情感研究

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情感文明化的发生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动力: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职能的分工。情感的控制和调节在不同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特点。情感的文明化通过区隔、分化而达到整合。正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上""下"之间的相互磨合、相互斗争中,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被确立起来。埃利亚斯的情感学说可视为一种情感文明化的谱系学。     

卡捷琳娜与刘兰芝爱情悲剧论

卡捷琳娜和刘兰芝跨越了巨大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并身处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她们都对生活充满憧憬,对自由和幸福充满渴求,然而,她们最终都投入了滔滔河水之中,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封建礼教和宗法道德筑就了她们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种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中,在对那扼杀爱情和幸福的黑暗势力的反抗中,她们展露出勇敢坚强的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个性力量。她们的悲剧也因此冲破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重大的社会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