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

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王兆江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建设，是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摆在城市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人口、用地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若干个村庄被圈进建成区内，...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梦里山村——祖源

休宁县溪口镇祖源村，位于五龙山脉深处，紧邻海拔685米的插角尖的古老村落，由于村庄深居高山，村落的布局和民居保存得比较好，每到清晨，家家户户炊烟四起，烟雾缭绕在聚宝盆似的村庄上空，小山村及周围的青山、绿水、古树、田园构成一幅美丽的天然画卷。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关联博弈视角下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政府推行的外生组织制度嵌入到现实村庄中的,由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是基于村庄的,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将成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背景,村庄的社会关联(Society Correlation Degree)将深刻影响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从结构角度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可以将我国村庄分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家庭联合主导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三类,并通过构建村庄和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博弈,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以上三种类型村庄应分别采取依靠宗族组织约束,建立家庭聚合责任和塑造多利益联结体的组织治理机制。     

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GB计划模式——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ＧＢ计划模式——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曹惠平ＧＢ计划模式，亦称格兰姆银行计划模式，是孟加拉国首创。它面向农村的贫困户，首先是为妇女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提供低息小额贷款。ＧＢ计划模式先在７０００个村庄推行，目前已推广到３３０００个村庄，经营权力...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村庄土政策的生成及其整合功能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迫于改革的需要在主观上对村庄管理故意放权,在客观上因村庄发展情况各异,国家难以统一要求,村庄出现正式制度严重不足,导致村庄基层组织纷纷用土政策整治村庄秩序。这样做,虽然节约了国家管理村庄的社会成本,弥补了村庄正式政策的缺陷,维护了村庄集体利益,强化了村组织的权威,但是,用土政策整合村庄存在着基层组织权力被扩张、被滥用的危险,潜伏着对农村稳定的威胁,我们必须规约它。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     

村庄重组与和谐乡村社区的构建

村庄重组使得和谐乡村社区构建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重组后村庄社区也会遭遇诸多发展困境,和谐乡村社区构建面临着更大考验。坚持村庄以民为本,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机制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区文化认同,这是重组后村庄社区构建和谐乡村社区的必经之路。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论经济能人主导的村庄经营性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新兴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导或主政村庄治理.一些经济能人主政后,将经济运作中的经营理念引入村庄治理领域,以经营村庄为村庄治理的核心理念,以创业发展为村庄治理的工作重心,以利益导控为村庄治理的主要方式,以务实理性为村庄治理的策略选择,建构起独特的经营性治理模式.经营性管理是一种特殊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是增强村庄集体能力的一种现实路径.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