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苏联文学史怎么写？

苏联社会和文坛的剧变，提出了要“重评苏联文学”和“重写文学史”，俄编苏联文学史已经达到“十年三变”的地步。面对新情况，我国学界也认为以往我们所讲授的正统文学；仅为半部苏联文学史；另外半部，即被贬斥的非正统文学须要加以补写。然而应该怎么写，看法并不一致，条件尚未具备。可以先撰写《２０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以介绍新资料，引起研究的深入，为重写苏联文学史准备条件。     

苏联文学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建国初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引进,苏联文学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而全面,几乎涵盖了理论建设、领导方式和指导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中国50年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影响,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基础,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世界文学背景上的苏联文学

本文针对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坛贬抑苏联文学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辩析。把苏联文学放在２０世纪世界文学的背景上，探讨苏联文学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作出不失偏颇的评价，以求得与苏联文学实际相符合的认识。     

烙印历史足迹的"人性"——苏联"现代"文学的再思考

苏联"现代"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特定时期的文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创作活跃在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在作品中反映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人民的精神,在文学殿堂中大力塑造在苏联革命与建设中的人民形象,抒写人民意识的觉醒与创建新生活的信念,揭示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30多年的苏联"现代"文学见证了苏联社会的历史风云,也构成其独特的"人性"特征.     

苏联解体后的苏联文学教学与研究

苏联解体10多年来,作为高校外国文学教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苏联文学教学,一直处于失范和无序状态;苏联文学研究也缺乏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的宏观研究,史料发掘和史实考证较多,理论梳理与宏大论述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确定苏联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文化价值取向,正确取舍教学内容,突出当下研究重点,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必须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偏离与错位——对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关系的反思

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那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它的变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特别突出浪漫主义的作用,强调要在文学中表现理想,因此产生了许多虚假的文学作品.这就产生了与现实主义更大的一次偏离和错位.中苏文学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从而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作用.这给文学事业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我们后人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论苏联文坛上的两个悲剧人物──苏联文学新论之二

本文用冷静的眼光深入客观地剖析马难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从而引出三点发人深思的启示。     

试论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及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 ;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 ,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 ,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长期的交往中 ,对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 ,对中苏电影的叙事特点和美学风格进行比照性研究 ,并具体分析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特点对中国电影总体艺术风格的影响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徜徉在俄苏文学中

1946年春,开始接触俄苏文学;高中时真正对俄国文学着迷,并对报考大学和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先后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冈布里努斯》、《阿列霞》、《日瓦戈医生》、《塞纳河畔》等俄苏作品。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     

张洁与俄苏文学

俄苏文学对张洁的影响,既来自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熏陶浸染,也来自于作家主动的接受与借鉴。总体而言,俄苏文学主要影响了张洁早期的创作,其中有俄苏文学优良传统被整体性潜移默化的方式消化吸收的情况,也有直接汲取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某些艺术精髓的方式。张洁之于俄苏文学,既显示了中外作家的文心相契,也于同中显异,突出了作家的创作个性。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

苏区文艺是20世纪中国红色文艺发展的一次高峰。它是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具体语境中的“延展”。异域“红色体验”不仅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艺实践与现实脱节的危险。深入剖析异域“红色体验”对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对于审视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