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 ;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 ;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老舍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批判国民性 ,而且在于建设国民性     

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民族国家文学是探讨文学(批评实践)参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文本形态。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论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伦理学省察

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理想人格失落的危机,而理想人格的形塑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通过对“理想人格的近代裂变”和“教育目的现代转换”的研究,探究蕴含其后的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省察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考量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

以1919年为时间中介,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思想中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完成了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转变,经历了由整合西方思潮到剥离其价值趋向的过程。从对西方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一股脑地“新”潮膜拜到归依俄罗斯的新文明、新精神、新理想,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重整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现代性的思想发展方向。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颉颃中,虽然潜存着启蒙的冒险,但我们却能从中充分领略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晴雨表特征。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世代相续的系统工程——由“现代化与人的素质”重提文学与“改造国民性”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 ,从龚自珍、梁启超到鲁迅 ,不少文学先驱者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主要是人之觉醒的程度和人的素质的优劣。以鲁迅为代表 ,作家们企图通过文学启蒙和“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提高国人素质的追求 ,确实不遗余力。鲁迅不仅调动了最得心应手的文学形式 ,而且始终抓住了心理的层次 ,在传统文化对现实中国人的精神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深入开掘 ,发现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民中的一系列劣根性。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 ,仍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人的现代化：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真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重视人和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的结果。当前,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人和开发人。五四时期思想家们通过国民性改造的途径,试图重塑现代新国民,培养兼顾社会责任的个人,对我国当今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感觉派"的"异端"与"他者"——施蛰存与川端康成的类同性论析

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他更多地依恋于传统,其创作表现出传统美的特色.其创作风格的独特性以及相对于新感觉派所表现出的游离性,还有他不承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作家等等,都表现出他与日本新感觉派"异端"分子川端康成的类同,且其创作明显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最初发轫——龚自珍个性解放思想述评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可以追溯到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他倡导“心力”论 ,促使近代先驱者重视人心变革、思想启蒙 ;他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林风气的批判 ,是国民劣根性解剖的思想灵感之一 ;他对封建政教摧残人性、人才的揭露 ,对探寻国民性病源有启发作用 ;他开启了自我批判的时代 ,开创了民族反省的一代风气。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虽有区别 ,但视其为后者的发轫、最初源头 ,却并不牵强。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庄子》"见独"的视野及其价值再思考——兼谈《感悟庄子》创作

"外天下"、"外物"、"外生"、"无古今"、"不死不生",集中体现了《庄子》"见独"的思想文化视野和价值。"外"、"无"的"玄之又玄",是超越而"通于道"的理想追求。《庄子》打破了"象以尽意"的表达方式,而归因于"大象无形"之道性。从"象思维"视角,整体把握其"象思"、"象境",才能真正体悟《庄子》。《庄子》之道的核心,对自然之道的坚守和对人的心灵关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和最高关怀,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常青价值和意义。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