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

汶川大地震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传播能力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当说在危机的爆发期内,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的巨大进步,受到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已进入危机的恢复期,认真评价和总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经验教训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我国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

当今世界,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危机事件正集中而尖锐地考验着政府和媒体的决策与应变能力.基于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的媒体呈现,比较分析两次灾难危机的传播管理,研究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在不同体制下所发挥的殊异效果,探索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从四川地震看政府的危机管理

目前中国已进入危机事件高发期，为有效防范危机，降低危机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必须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四川地震为例，指出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     

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_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一是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如渲染"朱坚强"以娱乐受众,炒作"范跑跑"而有失严肃;二是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受长期养成的习惯思维的左右;三是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     

框架分析视野下的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以中国政府网的玉树地震报道为例

虽然自然灾害是由于客观原因所导致,但是在自然与社会的交互系统中,也可能使社会形成灾变危机,因此,作为危机主体的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十分关键.通过分析2010年4月有关玉树地震的危机传播,可以发现政府对框架策略的应用.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而且,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这两个层面的框架共同发挥作用:四个低层框架界定、诠释和澄清玉树地震,并正面评价政府在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展示解决危机的步骤;高层框架——大爱框架则侧重重构被危机瓦解的共识经验.     

浅析汶川地震中媒体报道的突破

面对5.12特大地震,我国媒体显示了成熟的驾驭危机传播的能力,相对以往的灾难报道、突发事件报道,无论是在报道时效上、报道渠道上、报道模式上,还是公开程度上都有重大突破。快速、全面、公开、透明、以人为本、多媒体联动的抗震救灾报道成为新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把握危机传播特征 做好危机事件报道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危机事件频发,在危机传播中,各种信息符号常常处于混乱状态,各种信息复杂,难以求证,传播系统也失去常态。要避免危机事件造成社会损害,需要政府和媒体提高认识,运用危机传播理论,做好危机报道:政府要提高媒介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做好危机传播;媒体要建立危机传播预警机制和危机信息传播机制;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介议题建构的作用;危机事件后,要做好危机传播的效果评估。     

危机之后：危机马赛克与马赛克危机传播

审视我国危机处理模式,犹如打上马赛克效果一般,就视觉效果而言含混不清,缺乏清晰的危机处理机制;就其内容而言,无视危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人为地把它割裂成无数板块,使得板块与板块之间传播断层的出现,在复杂的网络舆情激发下,危机嬗变为更大的危机。在危机传播中,依据网络空间延展出的社会性,要有目的地进行议题设置、议题建构引导舆论,使危机伤害降到最低,避免危机之后的危机。     

危机传播 vs 风险传播

危机作为非正常事件一定有其负面效应，自然也很容易传播，因而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危机管理不等于危机传播管理，若将其限于传播管理．进而简单化地理解为危机中的媒体关系处理，甚至立足摆平媒体、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则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     

从本次金融危机看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

由次贷危机迅速扩散而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仅仅是一次严重的衰退,而是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经济扩张的能力已经穷尽。大规模扩张需要庞大的资产泡沫支撑,解除管制的金融系统,在形成资产泡沫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金融系统不可能安然度过此次危机。政府管制型的资本主义有可能出现,具体形式取决于大工商集团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制衡;如果民众运动爆发,也不排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建构中国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四川震灾报道案例分析

文章从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入手，分析央视等国家媒体的四川震灾报道为何能为中国形象增色，指出尊重普世价值、突出真实性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是媒体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论文认为只有深入了解媒体与国家形象间的关系，才能使媒体在建构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以江苏省为例

我国目前正步入风险社会。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对风险进行治理。以江苏省为例,通过近几年来江苏省内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种种风险和危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培养人民的风险意识以及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系统。     

语言的失落与交往的异化——一项孤独症个案研究

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是促成真诚交独症矫治机构的田野调查,分析了在交往主体一方失语的情况下,交往行为何以可能并最终走向何方.分析框架大体如下:首先,对交往情景中各方主体做结构性的类型划分;第二,具体描绘各类主体所参与的交往行为的实践展演及意义呈现;第三,借用"深描"以及批判人类学理论的相应观点来回应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并补足后者对交往实践的分析缺漏.     

粮食危机事件中的地方社会——以宣统二年南陵遏粜事件为例

宣统二年,南陵因大水导致民食短缺,并由此引发以争议遏粜为核心的粮食危机事件,包括饥民抢米,民众拦截米船,士绅的弛禁、严禁之争,商人反对封禁和罢市等。事件中,地方官府、缺食民众、商人和士绅等社会各界纷纷参与,他们从各自利益考量,就是否遏粜提出各自诉求。这一事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末统治者社会调控能力的弱化,也反映了清末安徽地方社会事务中,民、官、商、绅等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势力变迁。     

"以堂带点"管理模式的调查与研究——以X市基督教T聚会点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基督教信徒的增加、信徒群体构成及其内部信仰需求的多元化,城市基督教聚会场所逐渐增多.面对这种情形,许多城市采用"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对其中部分聚会点进行接管、引导.本文根据实地考查资料,对我国南方某市一个以河南籍外来信徒为主的聚会点进行了田野调查,考察了该聚会点的形成、发展过程,对当地教会"以堂带点"接管聚会点的过程及"以堂带点"的具体运作方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宗教制度对"以堂带点"这一管理模式做了进一步探讨.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实证分析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就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正在日趋紧密,资金运用渠道正在稳步拓宽,保险投资管理呈现专业化的趋势,从投资绩效来看,与寿险业相比,非寿险业的投资收益率偏低。     

组织合法性的整合框架与维护策略研究——兼论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补救

在明确组织合法性的概念与类型基础上,构建了组织合法性的整合框架,其中共同利益、同构、成员参与和战略联盟是影响组织合法性获得的主要因素,资源获取、风险规避与组织绩效是其对组织行为的主要影响。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处理为例,讨论了组织合法性获得与维护的策略,包括叙述、辩护、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     

论巨大自然灾害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以汶川地震为例

汶川大地震给受灾地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存在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诉求。在支援灾区的行动中,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企业的捐助体现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阐述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并指出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坚持一定的原则,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还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