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诗的崛起、论争、回归及反省

肇始于五十年代初的台湾现代派诗,在六十年代曾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主潮。其主要特征是:强烈地“表现自我”;反理性的、潜意识的抒写;追求繁复驳杂的意象;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围绕现代派诗的内容和形式,台湾文坛曾展开几次激烈论争。七十年代中期,乡土派诗歌取代现代诗的“垄断”地位,标志着台湾诗歌向传统的回归。八十年代以后,现代派诗也对自身做了一些反省和调整,以新的面目出现。台湾现代派诗的发展历程对大陆新诗的成长不乏某种有益的启示。     

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

一九六一年夏天,台湾诗人纪弦(本名路逾,曾在三十年代与戴望舒、徐迟等一起筹办《新诗》杂志),在他所主编的《现代诗》杂志第三十五期上,发表了题为《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古典化》的论文,积极主张“新诗的再革命”。纪弦认为,“新诗的再革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诗运动。其革命之对象是“传统的格律主义,低级的音乐主义,韵文至上主义,以及‘韵文即诗’之诗观,”第二阶段是现代诗运动。纪弦     

评《新诗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51年11月5日,纪弦等人创办的《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出版。这是当代台湾第一份面向全岛的新诗园地,率先为中国新诗在宝岛开创新局面。它的创刊带动了50年代台湾诗坛的活跃,其近二百名作者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发掘了一些有才华的新进诗人。它通过译诗、译著介绍世界新诗潮,其中许多作者成为后来“现代派”运动的中坚,它催生了现代诗运动的展开。它继承了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并延续于后世。它重视提携本土诗人,使两岸新诗精神得以汇流。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艾青诗歌内在灵魂的探究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唱人。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下折回到诗歌创作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文化的艾青则开创了一条将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现代诗艺与个人气质相融合的艺术之路,正是这种融合奠定了他诗歌的内在灵魂。本文从艾青继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他自觉运用西方现代诗艺为表现手法出发,探讨艾青诗歌内在的精神之魂。     

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

本文透过对战后台湾诗坛之语境的概述,并选取以抒情风格著称的两位诗人郑愁予和叶珊的诗歌<错误>和<屏风>进行文本细读,来阐释台湾现代诗中抒情性和现代性的相互表述.在现代主义启发下发展出来的现代诗强调情感微妙的象征,间接的暗示,它反对抒情主义--即贸贸然的满纸热情,但并非反抒情.现代诗吸取了中国古典诗传统的养分,却是绝对的现代.     

论台湾现代诗的"抒情"

探寻了台湾现代诗的诗学理想．认为台湾独特的时空语境、诗人“知性”精神的自觉，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独特的“抒情”诗学，产生出区别于中国传统抒情诗的新人文抒情形象与抒情策略、方式．     

现代诗人的创造与诗歌传统的变迁

中国古代诗歌能够形成为我们所称道的"传统",在于古代诗人的创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同样会在现代中国体现出来.古典诗人创造了古典传统,对于现代诗人而言亦然,正是现代诗人的创造,使新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古典的现代咏叹——台湾部分现代诗浅识

在台湾现代诗中,凸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古典”之风,一方面表达了诗人们深厚的“祖国情结”,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们“借古创新”的开拓精神。这些借古典神韵、抒今人情怀的现代咏叹,也跟怀乡诗和其他优秀诗作一样,为后人们留下了一份十分凄美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化遗产。     

中国象征派新诗“颓废”审美的现代诗学质素——1920—1940年代读者批评综论

随着1925年诗集《微雨》的出版,李金发等中国象征派诗人开始为读者所了解,192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掀起了一股象征主义的批评风暴。感官刺激的核心批评话语散见于读者批评的书报文献,崭新的现代诗风暗含“颓废”的审美意识,从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读者发掘并且指认“纯诗”“唯美”“刹那”的艺术思潮。读者批评史料的再批评,试图探寻“颓废”与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性关系,辨析朦胧、丑恶、神秘的现代诗学质素。     

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的源头及重要流派象征主义,五四前后登陆中国就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发展生了深远的影 响。从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开始,象征主义逐渐为中国新诗坛所接纳,并被探索中的中国诗人“为我所用”成就了中 国史上的“现代派”“九叶诗派”。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新诗中涌动着一条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 行发展的象征主义诗潮。     

重估、深化、再出发——2016年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6年现代诗歌研究依然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态势。流派群体研究以对早期象征派、1930年代现代派、七月诗派和西南联大诗群、现代金陵诗人群研究的成果为主要收获;个体诗人研究层面,李金发、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现代诗歌史上关键诗人的研究凭借新视角切入和新材料发掘,潜在的诗学品格得以重视、重估;新诗形式研究与现代汉语的联袂,深入至标点、分行、隐喻、格律等诗歌肌理,代表着近年新诗形式本体研究走向更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现代诗接受研究领域,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研究是2016年度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台湾现代诗学中“知性”概念之我见

台湾现代诗学中“知性”概念之我见俞兆平（一）在台湾现代诗学中，“知性”是一至关重要的概念。有不少诗论家，如林亨泰、杜国清等，甚至认为始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湾现代诗与它之前的传统诗，于诗的特质方面的分野为“知性之强调”与否。杜国清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提...     

《蓝星周刊》发行与内容初探

1950年代是现代主义导入与狂飙的年代,也是现代诗运动与论战狂热的年代。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都有引领风潮或推波助澜的功绩。《蓝星周刊》是蓝星诗社第一份机关报,是其最初发声的园地。研究1950年代的诗社、诗刊或文化,遗漏这个重要诗社的发表场域,恐将失之偏颇。《蓝星周刊》不仅在1950年代台湾贫瘠的新诗土地上提供发表园地,提倡抒情与纯正诗艺,也清楚显示蓝星诗人维护新诗的积极态度,更挺身检讨自己创作的缺失,以此勉励诗人们要有反躬自省的精神,以走出当时虚无晦涩与政治干扰的创作气氛。本文以全观的角度,从《蓝星周刊》的发行与编辑、作者与作品、翻译与评论来探究体会当时诗刊出版环境之不易,与诗人理想之坚持,更多的是不同多元声音的发现与传播。     

论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

从现实的四个命意出发,可列述现实书写的两个要件,进而聚焦于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可首先通过讨论外于共相的背景音乐式现实书写,即就诗作对现实的反应切入核心。1980年代之后,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汇集各种手法而粲然大备,拓展观物方式而视野大开。1980年代以降,战后第一世代诗人成为了台湾现代诗创作与论述的主力,出于各种推波助澜的主客观因素,台湾现代诗的现实诗学已迄完成。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

(一)在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上,汪静之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是较早作新诗的诗人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汪静之就学作新诗,一九二一年开始,在《新青年》、《新湖》、《小说月报》等主要杂志上发表新诗,一九二二年,汪静之与应修人,潘莫华、冯雪峰一起组织了我国新文学中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以淳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     

民间话语与五四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

在五四激进的文学革命语境下,"白话"在否定"文言"的基础上获得了新诗的话语建构权。五四初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构除借镜西方话语之外,还从本土的民间话语传统中获取资源。在五四新诗的现代发生和范式建构中,传统的"自然"、"真实"、"创造"等民间理念,被赋予全新的现代性意涵,并成为早期新诗理论建构的核心语码。中国新诗正是在充分汲取民间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初步建构起以"白话——自由——现代"为中心的现代诗学体系,从而迈过艰难的草创期步入到更为坚实的发展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