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子簋盖词语说到秦子诸器——兼与董珊先生商榷

在李学勤先生、董珊先生、王辉师等人对秦子姬簋盖铭文研究的基础上，从铭文本身出发，着重讨论“畸”、“秦子”、“秦子姬”、“受命”、“士女”、“宫外”等词语的含义，并由此申论有关“秦子”诸器的年代，认为秦子应指文公太子静公，“秦子”的称谓是其生前秦人对他的尊称；并对董珊先生《秦子姬簋盖初探》一文的相关说法提出质疑。     

两件新见曾国铜器铭文考述

文章介绍两件新见曾国铜器曾子伯皮鼎和曾太保(嘉)簋的铭文,过去均未著录,作了初步考释,指出两器均属两周晚期或两周之际器物,为曾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以考古材料印证朱芳圃先生之说,辨析"曾"字上两笔为甑器两耳之状而非蒸汽上出之形.<曾国青铜器>所著录的两件曾太保簋,甲簋亦见于<殷周金文集成>4054号,从器形、纹饰、铭文内容、铭文行款和残存的痕迹看,当是同人所作同铭之器,我们可用流入香港的曾太保(嘉)簋铭文订补<曾器>和<集成>二书释文的缺失.     

论西周王朝中的齐太公后裔

史籍中关于周公、召公以一子就封,另有子"世为王臣"的史实比较明确,但对于同为开国重臣姜太公是否有子"世为王臣"则文献无征.通过近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师钟、师鼎、即簋、师臾钟铭文考求其世系可知:姜太公确有两子世为太师,留侍王室,同周公、召公家族情形相似.     

《班簋》铭文新释

该文在前辈学者对<班簋>考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铭文的语言学审视,综合运用偏旁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和语法规则,发现"(钅正戈)人"即<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之钲人,并结合训诂资料及<周礼·地官·鼓人>所记"鼓人"职责,探得"钲人"是在将帅指令下通过击打钲鼓向军队传递行止命令的官吏;"遣"是个表示"施""舍"义的动词;通过<班簋>铭文、周人观念、<诗经>原文和孟子解诗的比较,求得"天畏否畀屯陟"中的"天畏"是一个定语后置式的名词短语;通过"天畏否畀屯陟"与<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对勘,从语境与行文的角度,证成<班簋>铭"天畏否畀屯陟"之"否"当读为"丕"、训为大;"惟乍昭考爽谥曰大政"意为以被称为执政大臣的英明父亲为榜样.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不其簋史地新考

不其簋被认为是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的结论非常值得怀疑。从铭文文本出发,辨析了铭文所记"伐玁狁"与文献记载秦庄公"伐西戎"并非一事;铭文中"西"应是方位词而不是具体地名"西县";"西俞"亦并非泛指"西隅",而是"西方的俞",即文献中的"俞泉"或"百泉"。不其簋可能不是西周晚期的秦国铜器。     

乐从堂藏(犭臣犬)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

文章对所见簋诸器和新见卫簋三器这两组铜器资料重加整理.通过比较可知,两组铜器除器形、纹饰差若相当外,铭文用辞及句例亦多类同,文章据此推断" (犭臣犬)"、"卫"二人为兄弟关系;推知卫簋"各于康太室"应读为"(王)各于康太室";(犭臣犬)簋"祀于其百神,亡不鼎"之"鼎"读作"则";(犭臣犬)簋"金车金狱"之"(族)",原形作"(狱)";并就(犭臣犬)簋、卫簋"日引勿替"一辞对青铜器断代的指标作用进行讨论.     

岐山孔头沟出土尚爵与虢氏家族的有关人物及史事

岐山孔头沟出土的尚爵与师(盂)钟及姬寏母豆的"(膏)公"即"虢公",即班簋的虢城公,系太公之子,师(盂)钟及姬寏母豆皆系虢氏家族器.(膏)伯堕簋及(膏)伯鼎亦系虢国器;鼎、簋的虢伯堕系穆王前期的虢伯,与"尚"系兄弟,为虢城公之子,继任王朝卿士;虢伯甗、虢伯鬲的虢伯,系西周中、晚期的虢伯.厉王时的虢仲(虢公长父),宣王时的虢文公子(段)、虢宣公子白,皆系在王朝任虢公者.虢仲虢叔虢季同出一源,别为支系,或为王官,或为诸侯.文献所谓虢仲、虢叔之别,其实一也,所谓多个虢国的纠葛,应重新认识.岐山孔头沟遗址或与虢国有关.     

《利簋》铭文细绎

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利簋即为其中一件。其铭文因涉及周武王征商且有明确的日期,颇为世人所重,本文不揣冒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证"岁鼎克"即"岁贞战胜";"昏夙有商"即"黄昏后不久占领商都",并疏通了铭文。     

春秋"跻僖公"新解

春秋"跻僖公"是将僖公神主置于鲁君所有祖神之前,如此理解,不仅与<左传>、<国语>以及<公羊传>、<穀梁传>关于此事的记述和评价完全契合,而且使上述文献所载互相吻合.何休所谓跻僖公于闵公之上和范宁所谓升僖公于庄公之上都不正确,杜、孔注疏在相信升僖于闵的基础上肯定"跻僖公"是"逆祀"而不是"非昭穆",是在错误前提下得出的错误结论.历来的臣子一例说、国君如父说以及为人后者为之子说,与周代文化环境不合,多为曲解."跻僖公"事件出现的原因有三:对僖公的特别尊崇,对现任国君鲁文公的迎合,动荡时代宗法面临的困境.秦汉以后囿于儒家价值标准和保守的学术态度,在学术研究中,求真意识淡化而政治伦理观念强化,因而在牵涉到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以今例古,遂造成对春秋"跻僖公"的错误理解并代代相承.     

《淮南子》对老庄融合的贡献

老庄思想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在先秦时期,《庄子》和《荀子》都未将老庄目为一家,汉初盛极一时的"黄老"也是以老子思想为主而较少庄子的痕迹,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的思想取向使得老子的显赫与庄子的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其融合老、庄的思路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楚國“麻邑”考

《左传·昭公四年》中吴伐楚,取楚之"棘、栎、麻"三邑。其中"麻邑"的地望,历来有襄城、安阳和麻城三说。文章试图证明清代江永的今麻城说更为符合历史真实,并对古鸠兹国的地望和麻城之得名提出了新的看法。     

《淮南子》融合老庄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老庄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在先秦时老庄各有侧重并非一家,汉初盛极一时的"黄老"也是以老子思想为主而较少有庄子的痕迹,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的思想祈向使得老子的显赫与庄子的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其融合老、庄的思路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开启老庄思想在汉代的融合趋势。     

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

战国后期 ,秦国抓住有利时机吞并了蜀、巴 ,图谋与楚对抗 ,以求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蜀地的直接统治 ,秦在统一蜀地之初 ,在蜀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封蜀侯 ,置蜀守、蜀相 ;移民、筑城 ;开发蜀土地、山林资源。秦国在蜀地的统治政策可以说是后代羁縻政策乃至土司制度的渊源。     

定都于渝的白虎巴人寻踪

定都重庆的巴国兴于禹夏时期而毁祀于秦惠王,享国1700年.巴部族共奉白虎图腾,立国之初当是有夏属国.入周后巴国臣服姬周,周季在南楚北秦两大霸主挤压下,公元前316年走到尽头.此前,虎巴文化源头仅见于神话,让人感到扑朔迷离.运用新近出土的考古资料并兼采民间神话,整合解读相关文献,昭示巴国由鄂入渝的秘踪.     

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的鱼部与侯部

以秦汉楚方言区文献中反映语音的资料为对象,考察鱼部与侯部之间的关系.认为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是上古楚方音的特点.提出这种独特的现象在<诗经>语音里无法得到解释,只能推定其另有来源.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地位的不断上升,楚语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展,到了秦汉时期,其它方言区也零星出现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的现象,但楚方言区韵语中最为突出.     

“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论老子重生思想的源流与道教思想的孕育

《老子》一书中的重生思想上承容成子,而下开杨朱、秦失、南郭子綦一派.据考杨朱、秦失等本是秦人.春秋战国之时中原一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秦地相对稳定,故一些避世之士向秦地流徙.这当中也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旧贵族对西周时代相对安定社会的憧憬.《汉书·地理志》中对秦地的评说,实反映了秦汉以前人的普遍看法.同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原人至秦地寻求建功立业的现象比起来,为避世全生而至秦地的是一股潜流.但正是这类人的增多,养生、重生的思想在秦地滋长起来.春秋战国时的几位名医产生于秦地,也反映了这个事实.老子因周王室的种种事变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失去了信心,故西入秦;而杨朱、秦失这些本生于秦地,又受过老子思想影响的人则东至宋、鲁之地,传播具有道家色彩的重生思想,以求以此救世.秦地重生、养生思想同燕齐神仙家思想的结合,孕育了道教,也形成了道家中重生、养生思想向道教思想的转变.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