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困境成本与公司治理

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与正常经营的公司有着内外环境的差异,它导致公司治理对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和企业价值的影响都不相同.以中国2000年～2006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9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中国公司治理因素对财务困境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的股权制衡度与公司财务困境成本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和管理费用率与财务困境成本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高管持股比例和违规行为与财务困境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对财务困境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并摆脱财务困境有所帮助.     

股权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困境公司绩效

本文以1997—2003年发生财务困境的10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本支出率度量公司投资水平,以销售增长率与“EBIT/总资产”度量公司绩效,采用单变量与多变量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困境公司的投资与绩效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对困境公司不再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公司比非国有公司在财务困境期间具有更低的财务困境成本,失去了更少的投资机会、市场份额与利润,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投资与绩效水平;公司是否被企业集团控制与财务困境成本及困境公司的投资、绩效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     

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

本文以我国2005-2009年间A股市场补充与更正报告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项目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为因变量,采用配对样本分析的Logit回归方法研究了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领导权结构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影响,然而管理层持股的利益协同效应(堑壕效应)在两职分离(两职合一)的公司中更容易得到发挥。本研究发展了财务重述、管理层持股以及领导权结构的研究内容,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防范会计错报提供了相应的思路。     

股权特征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研究

笔者以2007～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作为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指标,分别考察了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股权构成的股权特征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在选取控制公司财务风险和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后,发现股权特征能够对会计信息透明度产生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国家股持股比例越高,法人股持股比例越低,会计信息透明度就越高。因此可认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依赖于内部公司治理的股权特征。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其企业价值。选取2012年12月31日前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26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以及基于概率投票模型的股权控制度指标衡量企业的股权结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企业价值,结合多元线性、非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回归式抛物线关系,企业价值随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先降低后升高最后再降低,第1大股东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及建议对提升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有一定借鉴意义。     

控制权、破产风险与我国民营公司负债行为

以2001~2004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效应和破产监督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非民营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倾向于采用更高的负债率,这主要是由于受负债融资的股权非稀释效应的激励。就民营公司全样本而言,家族持股比例与负债水平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按持股比例的不同区间将民营企业划分为多个子样本进行检验,均发现家族持股比例与负债水平负相关,而且家族持股比例位于20%~30%的民营企业负债率显著高于其他民营企业。以上2种效应都得到了实证结论的支持:股权非稀释效应激励家族控制能力较弱的公司采用较高的负债率以集中投票权;破产监督效应迫使家族控制能力较强的公司采用较低的负债水平以规避破产风险。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证券交易所成立至2003年12月31日期间被证监会公开查处的财务报告舞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比较全面地选取了分别代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经理层特征、股权结构等方面的14个指标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     

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股东持股量、法人股股东持股量、股权集中度以及公司财务杠杆、托宾Q值、公司规模对于这一变化趋势的解释力。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由上升转为下降的原因可部分归因为股改导致的国有股比例下降、股权集中度下降和公司债务比例下降,也有一部分要归因为外部投资机会的增加,即托宾Q值的上升。公司规模的变动并不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变动的关键因素。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政府干预、机构持股与公司业绩

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二元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改革的必然之路,文章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首先从机构持股比例和持股的机构数量两方面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持股机构数目越多,公司绩效越好,而在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一组,得到了相反的结论。然后,创造性地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所持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且,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股改前的。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股权结构特征解析

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在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司自身角度研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研究发现,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都会对担保行为的某些特征产生影响,但是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的影响较为复杂.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司的资产规模、负债情况以及盈利能力也会对担保行为产生影响.     

治理弱化与财务危机:一个预测模型

本文首先讨论了治理弱化与财务危机的辨证关系;然后在分析13个变量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给出了判别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包括四个变量:毛利率、其它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股权集中系数。其中,股权集中系数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直接表征,也是本文模型异于其他预测模型的首要区别。本文模型的回判准确率为84.52%,而对2000年新增加的“ST”公司的判别准确率则达到了95.45%。     

基于股权结构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

本文试图将公司股权结构变量引入到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中,首先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引入模型的变量进行了筛选,然后将筛选得到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五个综合的变量,最后通过对五个综合的变量进行Fisher判别分析建立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本文选取的样本全部为上市工业企业,以期建立一个行业预警模型提高预警能力。结果表明,模型的预测能力较强。     

基于RS与ANN的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粗糙集理论(RS)客观选出预测模型指标体系,以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列为特别处理公司(ST公司)作为界定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标志,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NN)寻找最佳的利用公开财务数据预测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模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总资产报酬率等18个包括现金流量类指标的财务指标有较强的区分财务困境公司和财务健康公司的能力;行业类型和资产规模对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用ANN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有较强和较稳定的预测能力。     

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将2006年度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考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多元化经营程度均显著高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多元回归结果表明,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金字塔持股和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间接上市民营公司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说明代理问题在此类公司比较突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和多元化指标的交互关系也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本文的贡献在于对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从动机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研究增进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认识,对理解民营上市公司控制类型以及多元化经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股票市盈率间接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独特的股权流通结构造成了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的失真,同时也使市盈率的变化难以有效的反映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流通股比率、金融深化结构以及物价指数在股票市盈率中的反应。研究发现,要想真正使国有股减持不对股市造成巨大的冲击,就必须从根本上调整金融深化结构,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并对我国股市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both senior manager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oard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most securities companies are passive investors, a good proportion of the active mutual funds help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prepare financial forecasts, standardize their operations, raise external funds, strengthen their company image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sometimes intervene in corporate issues. This limited role can be attributed to a number of factors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ncluding highly concentrated state ownership, an immatur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adequate 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weak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It c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several other factors that are considered to cause institutional passiv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conflicts of interest, monitoring costs and lack of expertise.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类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条件下,公司信息透明度越差,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越严重.该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改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二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减少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可能性.     

金字塔结构、融资替代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对"内部资本市场融资替代效应"的分析,本文以金字塔结构复杂性衡量内部资本市场规模,采用2005年我国270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复杂性与上市公司全部非银行借款率、短期非银行借款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金字塔结构越复杂,上市公司越倾向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提供的非银行借款。研究结论从"内部资本市场融资替代效应"角度解释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广泛隶属于金字塔结构的合理性。     

认知偏差、债务政策选择偏好和资本结构税收效应

本文针对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其债务政策选择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认知偏差影响下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了债务政策选择的税收效应,并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债务政策受到了认知偏差的影响,即随着财务困境成本的不断增大,上市公司对其变化的敏感性不断降低;认知偏差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过度保守负债或过度积极负债,导致最优资本结构与税率无关;认知偏差不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适度负债,且负债水平与税率正相关。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需要更为客观地评价财务困境成本,更为理性地利用负债的税收收益,尽可能避免认知偏差对企业价值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