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和谐社会--以深圳市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为例

通过观察福街商家草根组织与福区政府长达8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探讨协商民主中相互赋权的民主治理形式,并预期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共赢的学理路径。基于交往权力平等性,福街草根商会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区政府职能部门,以协商民主方式将其始于道德与规范之上的社会合法性延伸扩展为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从而在社会活动与政治参与方面更具实效性。与此同时,基于交往权力正当性,福区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转换自身偏好主动接近福街草根商会,以相互赋权方式弥补作为政治工具化之合法律性在道德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不足,从而在政策制订和社会动员方面获取更为深厚广泛的社会认同。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法治语境下的权力监督

从古到今，中外学者把权力的来源分为三种情形：君权神授、权力来源于自然、权力来源于人。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只能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权力都是无效的。强化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问责，是现代法治状态下对权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政府功能与行政权力控制

当代政府所承担的统治、管理、服务这三方面功能，是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资源。在政府功能的历史时态变迁中一直贯穿着如何制约行政权力的问题。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又要使行政权力限于法律设定的空间中运作．这便是对行政权力控制。本文从政府功能角度出发，探索了如何控制行政权力以及进一步发展中国行政法治研究的思路。     

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     

WTO法治行政理念--一个权利、权力关系的视角

法治行政是现代各国行政法的法治理念,WTO法律在法治行政的"权利授予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利控制权力,权力向权利负责"各逻辑阶段,对其均有体现并对国内行政法提出较高要求.从权力、权利关系视角阐述了WTO法律的法治理念,并回应WTO法律的具体要求,结合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对如何完善中国的行政法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法治语境下的权力监督

从古到今,中外学者把权力的来源分为三种情形：君权神授、权力来源于自然、权力来源于人。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只能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权力都是无效的。强化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问责,是现代法治状态下对权力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     

制度文明:从权力本位到法治

社会制度文明是由权力和以法律为首的规则体系结合推进的，表现为权力本位和法治两大历史形态，呈现从权力本位向法治演变的必然趋势。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现代形态，是法制现代化的成果。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制度文明向法治演变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论行政权力的双重规定性:权利与义务

由于行政权力自身的矛盾性 ,即行政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分离、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的不同一、“公共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冲突 ,行政权力就具有了双重的规定性。一方面 ,行政权力具有执行性、管理性和领导性的权利规定 ;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合法性、责任性和服务性的义务规定。权利特性与义务特性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是行政权力两种内在的规定性。     

在自主性与合法性之间：规制高校权力腐败的制度构建

高校权力包含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本文以行政权力所产生的腐败为核心，分析了目前高校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不足，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认为应在依据自主性和合法性的原则下，建构高校反腐败制度，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论行政法规范化权力清单的构建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初探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更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当前,传统一元利益背景下以命令服从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正面临巨大挑战.权力运行过程中应当考虑价值取向,即法治、平等、理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权力的内部设置、外部监督以及权力主体自身的角度来建立高效合理的运行规则.     

制衡与互动:司法权威的制度支撑

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成长。在专制政体下,司法依附于行政权力,体现的是行政权威。而在民主政体下,民主政治与司法权威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主政体的权力制衡机制不仅给司法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司法权威的成长,司法通过给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资源和维护意识形态树立了自己应有的权威。     

论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工具理性以制度设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反思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不但是政府自身制度的变革,更表现在改革运行过程之中的人的改造.行政体制改革中人的改造的缺席致使其走入困境,权力的异化实质是人的异化,行政主体的权力自觉才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权力自觉核心思想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回归和生存危机意识.化解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张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论现代刑罚的品质

刑罚的主要体现形式是行刑,一定的行刑理念和行刑目的决定着监狱的模式;而不同历史阶段的监狱模式,体现着刑罚的主体品质.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改造或教化,是用单纯的政治权力方式代替了监狱的法律行为,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权力至上和压抑人性,是用统治者的权力武断地规训和惩罚罪犯,以实现政治要求和政治价值.现代社会价值观是对于现代法治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判断,它必然以社会成本和法治导向为价值取向,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刑罚的品质.惩罚是前提和条件,而矫正和教育是终极目的,是现代刑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客观需要.     

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

非权力行政方式是行政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产物，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有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和广阔空间；非权力行政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是最主要的行为类型；非权力行政方式在行政实务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特殊矛盾，须按行政法治原则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