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技艺或技法的微观与动态特征

新诗技艺的概念可能要再定义或进一步划分,对于那些属于已经被广泛总结归纳了的公共诗歌技艺、诗歌语言的修辞技巧不会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针对的只是语言修辞边缘扎根于诗歌写作与鉴赏区间的技术,或者如诗人哑石所言的＂微观技艺＂。每一个诗人无论出色与否,他都有一套对付词语和修辞的潜规则（癖好）,通过这个规则最终触及一个暗无天日的诗歌＂密室/车间＂。诗歌技艺技法千千万,但都可归结到对词语的细微感觉上和思维的丰富性上——历史感与生命意识都通过某种结构动态地粘附于其中。所以即使诗人的年龄增长了,诗艺与技法＂炉火纯青＂了,也不会真的就自然返璞归真,因为所谓诗歌话语的＂返璞归真＂还是必然可以归结到诗歌技艺技法上来的。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谈谈新诗句法

新诗是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它是现代汉语的艺术之花.新诗的句子是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结构的.它是现代汉语句法的精粹.所谓新诗句法,是指新诗诗句的组织结构的规则.研究新诗句法,为它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描绘轨迹;同时为使诗歌爱好者熟练地掌握语言工具,促进新诗形式的日臻完美,这应该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

从技艺的角度看,中国新诗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比喻的进化史。从新诗诞生之初的简单比喻方式,到穆旦诗歌中受英诗影响的玄学派比喻方式,再到多多诗歌中强有力的形象发生机制,以及当代新诗中更加专业、精密、复杂的比喻的出现,汉语的表现力通过诗人们对比喻技艺的探索而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多个不同时期中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细读和微观分析,可论述比喻技艺在中国新诗历史中的进化历程。这种分析将表明,比喻技艺在不同诗人那里获得的不同形态,植根于诗人们在其所处历史情境中对世界、自我和语言的不同理解。由此倡导这样一种对新诗历史的研究方式:从对流派、年龄段、主题和风格等方面的过度关注中摆脱出来,将视线投向对诗歌本身来说更为内在的"技艺的历史变迁"之上。     

中国新诗的两种走向——臧克家艾青比较论

如果说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代表了苏联诗歌的两大传统,那么臧克家与艾青则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两种走向。在艺术渊源上,臧克家受中国传统影响颇深,融入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技艺;艾青受外国文艺影响明显,易于摆脱传统的羁绊。在美学特征上,臧克家反对诗歌语言的散文化,艾青则提倡散文化;臧克家追求诗歌意象的典雅,艾青则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汲取养分;在题材的选择上,两位诗人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     

废名《谈新诗》之我见

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是废名在《谈新诗》中的核心观点。废名是从诗质的角度来谈新诗的内容的 ,概括说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诗情 ,一是诗感。废名的观点对当时处于困境中的诗人们是一个指引 ,对今天人们理解和认识诗歌也是一个可贵的启示。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感情有余 ,理性不足。二、缺乏用西方诗歌理论观点作参照。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早期新诗的可唱性体式问题

早期新诗因诗人的古典诗歌修养，吸取新歌曲的音乐文学营养等原因，创造出包括词调类，歌诗类与仿歌类数种可唱性体式类型，并以歌诗类为代表。３０年代前后新诗的可唱性体式与纯诗体式的分流是理论的界说，二者的合流是新诗面向大众的路向。     

错位的新诗评价标准--对新诗合法性的文化反思

在诗歌一元论理论前提下,中国新诗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中国新诗为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原质",进行了一系列"非诗化"的探索,从而获得诗歌现代性品格,因此,以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作为新诗评价标准是错位的。对新诗合法性理论的文化反思,是确立新诗评价标准的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新诗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创作成就,他的诗词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全局性的影响。在新诗和旧诗多元共生的战略格局中,毛泽东的诗词在内容和形式、生活和艺术、诗歌和读者诸方面,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诗词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将来,它将激励我们去创造无愧于中华诗国传统的民族新诗歌。     

中韩新诗比较研究

中国和韩国的古典诗歌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代之而起的是新诗的繁荣和发展.本文力图从中、韩诗歌的末路状况入手,分析中韩新诗产生的必然性,同时通过中韩新诗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的分析,指出中韩新诗在内容、主题、语言形式、诗论等方面的异同点.     

我的新诗传统观

我们可以从与古典诗歌的对比、翻译资源、独立人格、探索性等几个方面,分析新诗传统的内涵。新诗并不亚于古诗,其近百年来的道路越走越宽;译诗应被看作新诗有机的组成部分;新诗传统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诗人的独立的艺术人格的获得。     

老舍与新诗

诗人臧克家在《老舍新诗选·序》中说:“如果向读者介绍:老舍是小说家。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多余的话。说老舍是戏剧家。‘还用你说’,读者和观众必如是说。说老舍是诗人,而且是新诗人,不但广大群众,即使文艺圈子里的人,也会有点茫然,甚至愕然了吧。但,老舍确乎无愧于新诗人这顶桂冠,这并非我加给他的,有他大量的新诗创作作证。” 收在《老舍新诗选》(198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四十八首诗(包括长诗《剑北篇》在内)。老舍作诗的历史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他练习写的是旧体诗词。当时他对古典诗词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常使他爱不释手,以至诚如其言,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沟通古今中外,开拓哲理新诗——论废名三十年代的新诗

废名作为诗人,在世时发表的诗作只有三十余首,且大都晦涩难懂.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醉心解读这些谜一般的诗歌,尝试找出清晰可解的线索,以重现诗人的内心世界.论者把“现代派”、西方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词等诗学概念放在废名身上,同时强调诗中的禅趣、哲思,甚至索性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混合体.其实,这些中西古今的概念都是相通的,废名新诗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沟通了古今中外的诗学概念,开拓了中国新诗中的哲理诗.     

新诗的危机与生机

粉碎“四人帮”，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后朦胧诗，新潮诗，后新潮诗，先锋诗，第三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诗人们的探索精神应当肯定，20多年来也涌现了一批优秀诗篇。但是，不少诗人、诗作者在强调诗歌的艺术本体，也强调诗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忽视了诗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在重视向西方现代诗艺学习、借鉴的同时，忽视了向祖国优秀古典诗艺的学习和继承。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柳暗花明话新诗--试论新诗的出路

新时期以来,诗坛的形势喜中有忧。诗歌如何走出低谷? 值得探讨。首先要克服诗歌中的大白话、大黑话与大黄话这三大弊端,还要继续在诗歌形式与内容这两方面努力进行探索。许多诗人、诗评家与诗社为探索新诗形式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努力使诗歌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与贴近群众这“三贴近”应是当务之急。倘若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探索精神,又能从传统与外国的诗歌中吸取营养,努力做到“三贴近”,新诗定会柳暗花明,有一个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