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

农村宗族械斗是农村社会机体的一个毒瘤,它与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主题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防范和化解农村宗族械斗的治本之策是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宗族组织活动,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完善农民正当权益保护机制,引导人们用合法手段追求利益和解决纠纷,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这对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血缘与地缘性反思:中国东南宗族社会和西南康藏族群械斗纠纷及其裁决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创建的宗族理论由于其开放性的范式特征,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模式。其中关于宗族械斗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任乃强先生在"西康札记"中对于康藏地区的族群械斗情形,也有精彩描述。通过对边陲社会械斗及纠纷解决进行人类学理论反思与对比研究,认为中国边陲社会械斗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与宗族社会、国家与地方族群间彼此互相作用。冲突械斗"结构性原因"及其张力关系,反映了血缘与地缘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多重推动力量。     

对苗族家族场域中的一件离婚纠纷的分析

文章通过苗族家族场域中的一件离婚纠纷,分析了农村家族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作用及弊端,认为在没有法律传统的乡土社会,可以允许宗族组织的力量来解决纠纷,让家族继续在农村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作用,但同时也认识到由于国家法律资源的不足与农村人们法律意识的落后,也使家族成了人们规避法律的场所。因此,目前,引导好家族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并避免它成为人们规避法律的场所,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三个突出问题

稳定与发展是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青少年吸毒、宗派纠纷械斗、邪教蔓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三个突出问题。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上述三个问题的现状、成因、解决方法和对策。为正确认识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其稳定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宗族观念与农村民主选举制度

公正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民主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而农村社会长期以来的宗族观念与农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有着严重冲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在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加强民主法制宣传的同时,充分挖掘农村传统宗族观念的优势,正确引导宗族观念良性发展,促进农村民主选举制度有效实施,切实保障选民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     

略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和谐社会并非是指一个没有任何纠纷的理想"桃花源",而是指一个纠纷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因此,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纠纷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基本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纠纷不断涌现的过程.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为激化,有些矛盾纠纷最终演变为非理性的暴力冲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和谐.本文基于对和谐社会内涵和构建思路的理解以及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关系的分析,就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了阐发.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宗族结构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农村,冲击了东北农村社会的宗族制度,使得民初以来宗族的变迁过程发生逆向性发展,宗族制的弱化过程发生改变而出现强化趋势,中断了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正常的变迁过程.     

清代族产纠纷与法律调控

宗族是由族和房等支系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公共祭祀田和义田,有社会互助功能和文化教化功能,由族长和宗正管理,并且有规则保证其实施的一种社会组织。而族产作为家族或宗族的共有财产,主要有义庄田、祠堂田等。由于族产管理者如族长的权力很难受到限制,而族产本身处于流动中,所有权不确定,因此在族产所有与使用上发生了不少纠纷。尽管清代国家法与家法族规对此有不少规定,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都市化进程中华南宗族的演变动态:以南景村为例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现代宗族变迁及其复兴原因

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快速复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宗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宗族的发展,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但是这无助于解释宗族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后依然方兴未艾的问题。抛开传统研究视角,探讨宗族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当前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给政治民主化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越级上访、暴力抗政、选举违规、宗族干政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和建设,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参政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和组织对农民权益的侵害、以及农村经济、宗族、农民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农村纠纷司法模式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自身,而在社会。＂我国农村法律实践情况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现代化水平。法律诉讼目标解决的单一性特点无法适应农村纠纷所处的复杂多样环境。农村纠纷根深蒂固的特点决定法制建设要深入农村纠纷解决的核心必须是多元化解决,并作本土化转变或创造。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宗族公社问题

在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和家族之间还可能存在宗族这种社会亲族组织。关于父系宗族公社,本人已有专文作初步论述(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要加讨论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关宗族公社的一些材料。摩尔根的巨著《古代社会》在主要点上揭开了原始社会的组织发展体系及其本质特点。其中讨论了母系时代和父系时代的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原始公社组织或社会亲族集团,但没有专门讨论家族公社,更没有明确提到宗族公社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在许多方面作了补充和发展。其中包括父系宗族公社,并在有些地方,杰出地将宗族公社跟家族、氏     

农村社区建设中宗族社会资本作用及其机理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社会管理,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政府与市场的缺陷,以及脱离农村社区实际、不注重社区内部力量的发动与挖掘造成农村社区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植根本土文化,尊重农村社区现实,走“内源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内源式”的发展力量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法宝。根据“聚族而居”的现实,界定了宗族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源泉——宗族社会资本的概念;另外,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缺陷,分析宗族社会资本对节约交易成本、克服经济理性、促进社区合作等方面的作用;最后,对宗族通过其网络机制、道德舆论机制、信任与规范机制、声誉机制共同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机理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