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牌制下门牌制度述论(1927-1933年)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保卫团甲牌制下门牌制度的法令设计相当完善,其对基层社会的人口管理与治安管理也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它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效果并不佳,其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项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不合时宜”。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

清代州县下社会基层组织考察李映发清代州县以下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如何？一般著述概论为保甲制度。有文章涉及里甲制度或图甲制度，但未作正面论述。这三种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如何？与镇、集、乡、村、庄、寨等又是什么关系？理清这些问题，有益于政治史、经济...     

闾邻制下门牌制度述论（1928—1934）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闾邻制下门牌制度的法令设计相当完善,其对基层社会的人口管理也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它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效果并不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项基层社会管理制度“不合时宜”。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清代保甲制度探析——以法律渊源为视角

保甲制度是清王朝维护广大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州县政府职能在州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的延伸和补充。但是清朝并没有制定一部关于保甲制度的专门性法规,相关的规定散见于谕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则例、省例等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渊源之中。这些规定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断修订补充并督促官员实力奉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遍布各地的治安网络,对清代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国统治至关重要。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的演变

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基层制度经历了由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首先实行的是里甲制,以满足控制民户和征收赋税的需要;接着实行保甲制,以加强对日益增多人口的管理。保甲制的推行,有利于清朝对新疆州县地区统治的加强和大一统局面的巩固。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逐步复苏。抗战时期,后方保甲制度日趋完备,对战时征兵、征粮等工作皆有贡献。随着保甲的兴起,基层社会乡民与保甲之间常产生矛盾与纠纷,因征兵而产生的兵役纠纷则较为特殊。抗战时期四川南溪县的兵役诉讼档案正展现了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过程,也能反映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屡屡涉讼的保甲并非只是“恶”人,他们在多重压力下承担了较多基层政府之责任。同时,近代科层制虽已在基层政府建立,但相应之部门“权大责小”,作用有限。可见国家从上至下虽已具备近代化之政治体制,但基层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或变异。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清代盗匪案的类型与成因

盗匪案涉及基层社会的治安问题,这类案件的增多是社会动荡的先兆。根据盗匪团伙组织行为方式的变化情况,清代基层社会盗匪团伙案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临时组织型、松散组织型和半军事化组织型。社会贫困化是盗匪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战乱和地理环境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清代盗匪案的类型演变和发展轨迹,能够寻找到与民国时期盗匪猖獗的现象贯穿一致的历史脉络。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

吏员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级官署中的办事人员 ,也是官僚制组织的重要构成之一 ,吏员的选用、迁转与离职事关官僚组织行政效率的提高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清代在吏员的任用制度上较前朝更为详备 ,但在录用、迁转和离役的实践中 ,其弊端却更为明显 ,表明清代吏员制度存在着更多的不合理性。     

中国乡村控制方式的变迁——读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有感

几千年来的中国乡村,经历了种种社会控制方式,从宗族保甲到士绅团练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村民委员会,都传承着"礼""法"共用、各施其长的控制手段,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控制方式也将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更好地实现法治下乡提供参考价值。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清代地方经费研究述论

经费为公共事业的根基."地方经费"是用于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地方经费",非"地方财政".清代地方用于公共事业的经费,与中国传统社会独具特色的双层统治有关,与上层政权的国家财政有别.参与基层社会经费收支活动的人员,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社会的管理,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运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