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教育市场规制中的“规制失灵”现象及相关思考

市场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教育产业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然而在运用这种手段和方式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规制失灵＂现象。教育产业市场规制中存在四种＂规制失灵＂现象,激励规制和放松规制是政府对教育产业市场规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可通过特许投标制度、区域竞争制度、社会契约制度三种方式实现教育产业的规制改革。     

西方国家政府规制失灵的主要理论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规制兴起了.实践证明政府规制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和规范公共服务的有效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规制的失灵,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信息不对称、公众行为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公众行为考察

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重要影响,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逆向选择”。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从公众消费和公众投资两个方面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环境行为,人口过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新人和环境规制有效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弱质性,我国环境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应有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公众基础。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试论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行政机关不得不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可能会侵害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环境风险的性质,通过程序规定促进实体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需要完善公众参与,规范行政机关的决策程序,在执行中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自我管理的作用,同时加强公众监督。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生态的韧性更加值得探讨。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2007—2019年环境规制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并检验了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有效提升本地生态韧性,相较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环境规制对本地生态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即东、中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2）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韧性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且在正式环境规制中更为强烈。（3）环境规制对邻地生态韧性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力度更为强烈。上述研究结论为如何利用环境规制提升中国生态韧性提供了决策参考。     

论中国道路货物运输供给的结构性失衡

道路货物运输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中国道路货运业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表现为运力的结构性失衡,更重要的是运输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失衡和运输组织的结构性失衡。以运输量为主变量合理配置运输基础设施、构建“大小结合”的货运组织化发展模式、强化硬性约束、政策引导与利益保障是解决道路货物运输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重要措施。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传导机制分析,运用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模型,以26个制造业行业"十一五""十二五"(2006—2015年)10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影响是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目前我国处于拐点左侧,即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随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趋势。从长期来看,存在"波特效应"。为尽早越过拐点,促进中国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保护与贸易立法,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并丰富环境规制工具;产业应加强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利用绿色补贴等政策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企业应树立环保理念,加快技术创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     

政府失灵与环境制度改革——对淮河现象的反思

以淮河的治理为切入点,针对环境保护领域中凸显的“政府失灵”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政府失灵”的环境制度改革措施———环境决策的“综合化”、环境管制的“市场化”和“环境治理的“社会化”。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论中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

基于行业协会行为限制竞争的可能性,各国反垄断法纷纷通过"补充标准"或"术语解释"的方式将其纳入规制范围,并采用了"实质高于形式"的规制原则.具体措施上,除了设定行业协会职能的法律界限,限制行业协会处罚权的行使之外,各国反垄断法还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行业协会的活动规则.中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价格法>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不足,但所确立的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仍相对简单,法律责任设置也存在缺漏或可操作性障碍.     

论商业银行环境责任的法律规制

随着环境危害事件的频发,商业银行的环境责任逐渐受到重视。商业银行肩负着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商业银行承担这种环境责任,既是环保主义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同时也是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竞争力和控制其环境风险的要求。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促使商业银行履行环境责任的主要途径。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1—2013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取线性标准化方法构建环境规制的综合测量体系来量化环境规制强度。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总体上是有效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促进了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行业分类来看对重度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度污染行业具有阻碍作用;而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作用结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