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

对当代(新)儒家和宋明理学家而言,儒学不仅仅是儒学研究。他们认为儒家的终极教义是要寻求某种内在智慧和超越真理,这是客观研究和逻辑方法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强调,中西哲学有着本质不同,两者不能互相通约。与宋明儒家一样,大多数当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运用佛教的概念架构来建构其理论。然而,由于第二代的主要人物受过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常常借用西方唯心论者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观念来重建儒家古典学说。与这种哲学的或形上的进路相比,日本儒学的进路自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以来基本上是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除了揭示内在的超越领域外,当代(新)儒家还必须处理外在世界的问题。前者他们称之为“内圣”,而后者则称之为“外王”。由此乃引出“韦伯式论旨”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当代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揭示其主要课题,及审视当代儒学研究的各种进路和方法。本文的结论是:当代新儒学的规划在哲学论证上是不确当的,虽然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的分析

"反儒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折中与反调和的产物,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彻底"反儒学",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以图缓解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草堂论剑”与“康党”吊诡——“大陆新儒家”反思

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虽冠以"首届"、"两岸"等字样,却名不符实,因为此次"会讲"是围绕着大陆独家参会的"康党",因此不能代表"大陆新儒家"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实质性主题所展开的辩难,故无论"会讲"还是"康党"都呈现其吊诡性。反思表明,陈明的公民宗教,经过十数年的吊诡,终于借助新康有为主义,成为宗教性的货色。问题表明,儒学复兴,前途坎坷,无所不用其极的体制化儒家,足以饰褒莹众,遮蔽儒学之真。故以"草堂论剑"映射的问题来反思大陆新儒家,为当代儒学研究必有之义。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从性与天道的关系看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之差异

先秦儒家认为性与天道之间存在张力,承认人和天的绝对界限,否认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而宋明儒家则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佛学的影响分不开。宋明儒学的"通而为一"的思想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价值,但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现实中也造成了"以理杀人"以及自我放纵的流弊。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论儒学的宗教性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 ,以对传统宗法性宗教的考察为基点 ,以孔子创立的儒学宗教理论体系和儒家基本经典为依托 ,以人文主义为主流 ,以有神与无神为两翼 ,充实当代新儒家宗教观的内容 ,探索儒学传统思想宗教性的内在发展规律 ,寻找儒学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共通性和结合点 ,凸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