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野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

全球治理效果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内在关联,全球治理的"实效"会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勃兴,而全球治理的"失效"则会加速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衰落。从实践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面临"失效"境地,比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在全球治理中的"失效"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全球治理中逐步发挥出"实效",比如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和谐世界"理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实效"。因此,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全球视野转向",运用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并促进它的全球传播。     

董仲舒类感思想的建立及其目的

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同类"的观念,建立起更普遍的相互感通的学说。董仲舒是其中第一个完整而成体系地论述同类相感运行机理的哲学家。他从数目、性质和位置三方面重新诠释了"同类"观念,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天人之间同类相感的学说。类感学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官制、分配制度、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提供天道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道德价值、因果关系奠定了永恒不变的确定性。     

用改革精神来改革哲学

哲学要不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发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就必须科学地分析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挑战。 根据当前哲学研究现状,哲学必须实行自身改革。首先,要还哲学以变革常态,偿哲学以创造精神;其次,要实行三个转变,即观念转变、态度转变和学风转变;再次,要用改革精神来检验哲学研究导向。哲学是“文明的灵魂”。只要坚持以改革精神来改革哲学,就会创造出走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有哲学 ,但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哲学的自觉 ;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 ,但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哲学的话语方式。中国哲学要自立于世界 ,必须真正形成自身特色。中国哲学要形成自身特色 ,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 ,有自己的观念意识 ,有自己的话语特色。中国哲学要形成自己的话语特色 ,必须从自身传统中获取资源。     

人类学视角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标志着一种成熟体系的形成,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当代实践对被选择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各国的理论成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创新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本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必将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风格"的主旋律.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行政行为的生效

将《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的规定,修改为"不能生效"的提议,要求我们对行政行为的生效形态重新把握和研究。在科学构建效力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新对与生效相关的概念进行辨别与分析,才会将研究引向深入,并正确地指导立法与实践。     

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从尼采的"治疗哲学"到罗蒂的"教化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

尼采认为,哲学作为文化医生,是健康向上的生命力的产物,它在精神上最接近于艺术,即只是对世界进行拟人化叙述的隐喻,哲学不应该把科学神化,把知识神化.罗蒂把他的新哲学文化称为"教化哲学",是一种"无镜的哲学".这样一种"教化哲学"在实质上是同尼采的"治疗哲学"相通的.罗蒂和尼采一样把哲学视为一种隐喻,并反对把哲学当作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这是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从尼采到罗蒂的20世纪哲学观念的嬗变表明,哲学正从观念世界走进生活世界.     

关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的思考

把握社会转型是研究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的前提.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社会转型为领导哲学提供了诸多课题,本文梳理我国社会转型的内容及其对领导哲学研究所提出的新课题,阐述新时代领导哲学研究必须立足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必须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和态度,目的是希冀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这个话题,一方面为新时代领导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新时代领导哲学本身.     

中国哲学 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

在关于反向格义的讨论中,各种观点之不同涉及到了更基本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意味着什么,其性质为何?身份为何?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实质上是经学和子学,因此仍然是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和"承载者",要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就必须重新回归到本有的模式,用我们自身的语言表达自身的思想;有人则强调中国哲学已是现代学科,本质上只能是"比较哲学",因此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观点的对立反映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分歧,说明研究者对于中国哲学之身份与功能、目的与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缺少反思与交流,缺少共识与准绳.这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此应该有所正视和改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关系检思

无论是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灭哲学",皆针对传统特定的形而上学形态,而非整个文化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乃是人类理性无法规避的宿命,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首先,坚持鲜明的批判与继承态度;其次,密切融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再次,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实践过程形而上学视域,使其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功能之维得以整合。     

价值论转型及其哲学方位

价值问题不是与价值论转型相伴生,而是与人类相伴生的问题;价值论在中国的转型特点有别于百年前在西方的转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新的世界文化视野下的转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其基本特点。价值论与本体论、认识论共同面对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属于同一哲学层面,是哲学的分支,这一哲学方位决定了它不是对哲学自身的反思,也不是对不同领域中具体价值问题的应用研究,而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本范畴对价值一般的研究。     

全球化与中国哲学使命的转变

人类历史有三个时期(轴心时代,现代社会的兴起,全球化时代)要求着世界性的哲学突破。中国现代哲学(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哲学)主要解决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全球化时代要求中国现代哲学从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重建转为世界性的哲学突破。中国哲学必须克服自己的弱项(重思已成的基本语汇和扩大自己的哲学视野),才能回应世界哲学突破的呼唤。     

劳思光:当代中国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义的哲学家

以《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冊享誉汉语学术界三十馀年的劳思光,一直被误称为新儒家。但从劳氏与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立论与哲学方法的同异看,劳氏并不是新儒家。虽然劳氏认同先秦儒学作为成德之学能直接把握价值根源,但从不讳言儒学是现代民主政制的障碍。同时,在梳理宋明儒学六百年的思想发展之际,劳氏是从哲学理论效力的高度,来区分与评估不同阶段的宋明儒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得出其著名的"一系说",而有别于新儒学代表牟宗三的"三系说"。此外,劳氏与新儒学的另一显著差异,就是从批判视角,以"历史动态观"考察中国文化,且从不回避传统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之下失效的问题。把中国文化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处境之下探讨,就令劳氏以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而不是以敌对的眼光来看世界。"在世界中的中国,而不是与世界对抗的中国",这就是劳思光的格言。     

论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

任何一种有成就的理论体系,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中国古代哲学的综合创新可以表述为"杂以成家",它蕴含了"杂"的存在价值,揭示了整合在哲学创新过程中的意义.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大都主张综合创新,并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哲学创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主张的综合创新,概括起来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综合创新法是一种最全面的文化主张、文化心态、文化方法,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共命慧与圆融美——方东美哲学理境探赜

方东美哲学体现了融贯东西,涵摄众家,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特征,代表了中国哲学在现代条件下寻求重建与发展的一种尝试与方向.他通过比较哲学研究,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本位.因此,他重建中国哲学传统的工作具备了世界总体文化的宏阔背景,有着深远的文化意蕴与现代意识.他强调讲中国文化传统应该诸家并重,虽然他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主脑,但他并不赞成定儒家为一尊的作法,尤其反对"道统"观念.他不同意"接着(宋明儒)讲"的路线,而是把眼光投向中国哲学的原点.他的生命本体哲学的标出,表明其哲学创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     

栏首语

《广西大学学报》"儒家哲学与文化"专栏,继续敦请学者们惠赐佳作。在我国历史文化不绝如缕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儒学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它适应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予以指引和提升。儒学对中国社群的凝聚作用至今并未衰减,相反却方兴未艾,绝非是"博物馆"里的死物或所谓"游魂"。重新发掘调动儒学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相调适,是我们的任务。儒家哲学思想与文化的研究课题甚多,需要学者们做扎实深入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研究。有关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生态环保     

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

随着中国崛起,如何立足过去的历史和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构建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崛起作为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背景,阐明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依据、中国过去的外交哲学观念的主要特点以及崛起对于构建中国新型外交哲学的意义;然后论述了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认知并界定了外交哲学的基本概念,认为外交哲学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念和世界观念在外交领域中的反映。文章着重阐述了“超越西方”是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必然要求的观点,以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以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