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龢家书,是研究翁同龢生平活动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亦是全面研究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家书系年错讹颇多,文字释读亦有误处。选取国图藏光绪十三年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有误者,重新释读、考证,请方家学者指正。     

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常熟翁氏的家族文化及当代价值

常熟翁氏家族耕读传家,读书振家,以诗书忠厚之泽传家为训,身教言传,培育价值理性,由此人才辈出。翁氏子孙走上仕途后,"总期不负圣主,不玷家声",公忠体国,勤政廉洁,翁同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翁氏家族文化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家学家风绵延不息,对当今文化建设、官风官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中外日报》与戊戌己亥政局

《中外日报》由《时务日报》更名而来,本是呼吁变法的维新报刊。但戊戌政变之初,由于经理人汪康年与"康党"的矛盾,加之生存的需要,面对清廷追捕"康党"、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倒行逆施,《中外日报》一方面及时表态拥护太后垂帘听政,另一方面对康党多有诋毁之词,且不乏幸灾乐祸之感。进入己亥年后,《中外日报》的报道策略发生明显转向,即不再颂扬太后、诋毁康党,而是走上呼吁变法、要求归政、反对废立的报道之路,与"康党"及其他"新党"报刊相配合,成为对抗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舆论阵地。这既与"新党"同志的规劝有关,也是该报同人对清廷迟迟不行新政的失望使然。     

《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

谢俊美教授编校的《奕譞致翁同龢函稿》及《翁同龢集》,在整理历史文献汇编《朴园越议》时,无论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还是人物注释,都带有较大讹误。尤其将二十五封别人写给翁同龢的信件,张冠李戴,作为翁同龢致醇王的信函,收入《翁同龢集》,更是明显的学术硬伤,也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必须予以考订和纠正。《朴园越议》是研究1883—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上层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甲午战争前后的翁同龢与张謇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对晚清政局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扩大帝党力量,翁同龢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先后拔擢张謇、文廷式等一批中青年作为中坚。本文论述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张謇师徒二人的政治态度与相互关系以及战争对师徒二人一生的重要影响。一、翁、张交谊道合情重张謇与翁同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876年,张謇在淮军吴长庆部担任幕僚,负责起草重要案牍,深受吴的倚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在朝鲜扩张势力,引起张謇的关注。他认为,凭藉中国驻朝兵力,朝鲜虽暂可保全,但终非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朝鲜日后必遭日本侵略。     

“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甲午战败后,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颇为复杂。其中,由康门师徒构成的“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造成双方关系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     

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

1925年翁同日记影印出版时,翁氏后人和张元济曾从"为师者讳"的目的,有意删去日记中的有关文字。文章根据日记原件与影印本作了对照,分别指出删改的文字,对研究翁氏本人和晚清史具有参考价值。     

《画话》《井蛙鸣》及作为文艺家族的翁氏

《画话》是我国古代一部绘画史料辑录的巨著;《井蛙鸣》诗稿再现日常化场景的写法,近宋而远唐,代表了宋代以降诗歌的一种新走向。《画话》作者翁楚封和《井蛙鸣》作者翁苞封,成为常熟翁氏文艺家族的殿军。这支文艺家族,与翁咸封、翁心存、翁同龢一支同宗而异流,必须区别对待。研究家族或家族文学,应将五服制度视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并在总的宗族视野下,划分出不同层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     

知止

在江苏常熟翁同龢故居的门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人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相传这是翁同龢写的一副对联,非＂端人正士＂不交,非＂古画奇书＂不收,显示出此宅主人的境界和品德,确有清正高雅之处。我知道翁同龢是清代的两朝帝师,主持过很多军政大事,但不知道他家四代为官,而且是父子帝师、父子宰相、兄弟封疆、叔侄状元、四世翰林。更让我吃惊的是,在常熟这个地方,自唐至明清,竟然出过8个状元、4个榜眼、5个探花、486个进士。这在全中国,也堪称是人才和官员最密集的地方。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被胁迫说”考辨

学界曾认为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是被张之洞胁迫的。本文经考证以为，甲午战后，盛宣怀被查办与张之洞根本无关，系王文韶独力保全。盛宣怀对铁厂的接办从酝酿、策划到实施有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其不仅对接办铁厂早已胸有成竹，并欲图将铁路和铁厂＂综于一手＂。在接办铁厂的过程中，盛宣怀主动争取到南北洋和中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得到翁同龢先接办铁厂的授意，并非张之洞一人所为。铁厂的商办使盛宣怀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盛氏也实现了一次从困境中突围而确立强势的转变。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

光绪二十二年太监寇连材因为违制递折子而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完全的澄清。一个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了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个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讴歌寇连材的"忠直",使得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出现,并早已深入人心。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寇连材的"事迹"和"烈宦"形象以及其他许多生动的细节和"事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他死后被人们构建出来的。"烈宦"诞生的背后,隐藏着他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取向,人们心目中的寇连材是被"打扮"出来的。     

荣禄与戊戌变法

本文在考察荣禄的片奏、函电、文牍以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具体阐述了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的变法思想和举措,以及政变后荣禄在北京主持枢垣,竭力消除政变造成的消极影响,维持大局,并继续主张为图强御侮而实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荣禄看作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人物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