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五四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说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纪末特定时代情绪下的产物，那么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世纪初时期：一个历史与现状与未来的断裂时期、理想与现实的断裂时期，必然性与可能性的断裂时期。在“东方从属西方”的文化撞击中，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后的失落，形成一种整个民族文化落后的危机意识，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所拍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中挤出．”中国人正处…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以地域论诗,湖湘派在近代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绵延半个多世纪。其倡导的“骚心选理”之诗学宗趣,骚心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与湖湘之地崇尚《楚辞》之传统相契合。而选理则是形式层面的体现,实质就是强调摹学汉魏六朝诗歌的书写特征。但是,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作为文学的诗歌,深受当时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骚心选理”肇始之初,湖湘派内部就存在着与开创人和领袖者王闿运对其不同的理解。以后又多有修正和维新。即使是王闿运本人,其对“骚心选理”的诠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湖湘派在近代诗派中能够续存最久的原因之一。     

“知行合一”浅议

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守仁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明朝著名的教育家。由于冒犯当时专权的太监刘瑾,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做驿丞。他在那里创建了龙岗书院,又主持贵阳书院,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知行问题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传统的课题,也是宋明时期各家学者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知行合一”的提法则为王守仁所首创。     

传统文化与文化专制——关于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政策

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在哪里?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力图从中寻求答案。旧话重提,在人们终于悟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存在着封建传统影响的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仍然是我们的文化。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出于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索,几代人上下求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传统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震荡和改变,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矛盾、冲突、融合、吸收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考察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比附”、“冲突”、“融合”的三个阶段,探讨了中国文化开放型的特点。“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吸收一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教益的东西。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它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随时代背景的变化作理论的调整，其中一次重大转折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政治的进路转向文化的进路、面向西学转向回归传统、进化论转向退化论、外王事功转向道德心性之学。这一次转向在总体上是一次倒退，但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也有认识的深化。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时侯,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在三十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     

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

中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家庭文化受到抨击 ,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提出了家庭改制的主张和一些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是中国开创新的制度和观念文化并经历了人为挫折的时期 ,这一时期家庭文化发生了根本变革 ,但出现了家庭文化政治化的倾向。第三个时期是“文革”结束后至今 ,这是中国全面变革的时期 ,也是家庭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家庭文化呈现失范性、多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三国演义》文化”概念释论

我在湖北大学学报一九九○研究生增刊和一九九一年第七次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三国演义文化”的概念及其定义,并从三国演义文化出发,对三国演义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有人尖锐地问:“到底是否存在一种‘三国演义文化’?”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应该符合一般文化的哪些内在规定性?当然,这本身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在“文化学”史上,对于“文化”的解释和定义是纷繁不一的。但是,不管各家解释、定义如何,我们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包含一些共同的因素和最基本的特征,归纳之:     

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

[提要]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国”,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的意思,它既不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西周初年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有“中国”观念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学者根据“中”和“地中”（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或认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文章认为,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建立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评介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充分孕育并初步成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在这一被文化史专家称作“轴心时代”或“枢纽时代”所兴起的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诸子之学,是古代思想的精华,     

《圆觉经》与佛教修养理论

修养理论是传统文化留下的一防宝贵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都有各自的修养理论,这些理论既有共同之处,又具各自持色。例如,他们都关心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开阔心胸,使之能包容天地万物?如何回归本性,使之成为无穷力量和勇气的源泉?如何处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关系?或用佛教语言来说,如何处理个人解脱与众生解脱     

文化人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的转轨，必然要求出现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文化。因此，研究转型期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紧迫而又重要的课题。本文从文化人的文化自觉的角度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关注文化发展是文化人的时代使命对文化人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人就是为“文”所“化”的人，即有“文化”的人，是相对于文官而言的；从狭义上看，文化人特指社会中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管理活动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秦律赀罚制述论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有大量关于“赀”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材料。“赀”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措施?在秦的法律制度中,居于何种地位?这对于了解秦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我国法制史的研究,都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来进行一些探讨,以期对它作出必要的说明。一关于秦的“赀”,历史文献上记载不多。《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     

于历史的源头处开掘——读《比较儿童文学初探》

在我国,可以说,自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出现了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一般认为:我国的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的巨大变革和中、西文化的渗透交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应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直接受到西风东渐的巨大影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以西方儿童文学作为参照系的。所以,“五四”时期,一些学贯中     

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科学体系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在我国是一个老的学科,也可说是一个新的学科。说它“老”,是说建国前有的学者就开始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着手探讨研究近现代史料问题:建国后有的学校并且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课程。说它“新”,是说长期以来有关这一学科的专著和论文还是很少,几乎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不够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科学体系远远没有建立。 目前,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为内容的专书也有几部出版。这些专书尽管名称不一,或曰“资料概述”,或日“史料学”,但内容不外以下几种:一是介绍各种类型的史料(档案、书籍、回忆录等),一是介绍各时期的史料,一是史料整理方法。或者一种为主,或者两种、三种兼而有之。还有的把史料学的必备知识如年代,职官、地理、目录等视作史料学,甚至从事史料工作的同志也有的认为他的业务本身就是史料学研究。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到底什么是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对象、任务     

中国文艺境界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现代裂变

传统与现代在 20世纪中国有着持续百年的长期冲突,20世纪文艺境界论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冲突,可以作为反思百年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治心以有内心”是中国古代文艺境界论传统的“传统性”,它所体现的是“以心体天地之心”、“赞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西方现代性在线性时间观主导下,凭借科学技术力量控制自然而打破了自然节奏;同时,资本逻辑成为整个生活的支配性逻辑,其力量渗透到世界各地区。面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艺境界论传统发生了现代裂变,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经历了一个“蜕变”、“断裂”与“复归”的过程。